坟灯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第3/7页)

父亲需要一个儿子来传承他的爱与恨,母亲在监督改造的羞辱中生下了一个儿子——不是我,是我早夭的哥哥——才几个月,就被乡村的庸医一针毙命。父亲的愤怒无处发泄,与刚烈的母亲几不两立,家庭危机顿现。又是外婆以她的慈爱和智慧劝慰我母,她说:以我看啊,这个男人虽然脾气暴烈,但心地很善良。是啊,还有什么比善良更高的品德呢?外婆一生坚持善,看重善,与生俱来的善终于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于是,1962年,我才得以呱呱落地。

那个正夏的早上,太阳据说白得耀眼。外婆亲手用剪刀切断了我的脐带,洗干了我最初的血迹。父亲在我的放肆哭声里开怀大笑,母亲的泪水则显得悲欣交集。我成了外婆的至爱心肝,同时也成了我父母一生操心劳神的剧痛。

在我两岁时,父亲奉命承办的炼铁厂终于在烧光了当地森林后,可笑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被调去主持齐跃山煤矿,母亲调到了汪营区供销社,外婆带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移居古镇小街。在一个临河的吊脚楼上,我开始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是在外婆的怀抱中一点点长大的,每个夜晚我都要紧紧抱着她那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的故事和童谣声中入梦。外婆是念过私塾且看过许多古典戏曲的人,还能用真正古代吟诵的方式读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典型的土家木楼就摇摇欲坠地斜撑在清江上游的小河上,窗外有个彩廊(阳台),我在彩廊上撒尿可以淋到下面的鱼鹰舟上。河对岸是一个叫做转转田的小村,农人的打谷声常常伴随着外婆为我诵诗的旋律,使我较早地朦胧领会了节奏和韵律。

那时小镇没电,木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蕴藉。二十四孝的故事是我反复要求似乎百听不厌的主题,外婆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我的童年似乎也有稍多于人的敏感,婆孙二人的泪水往往湿透枕巾。我的一点古典文艺的知识和情怀,完全来自于外婆的早期教育,那些民间的戏曲话本,蕴含着外婆的身世之痛,在她的陈述中备感撕心裂肺。

整个小巷似乎集中了全镇的弱势群体。巷口左边是熊家的四个孤儿,父母皆自杀。右边是陈哑巴和他的老母。中间是地主婆邝奶奶,五保户孤老90岁的胡奶奶,还有一对残疾夫妻和他们的女儿。木楼上的邻居则是黄奶奶一对老人和马贩子开福伯一家。相比而言,我家就算是此中的豪门了。

我们是外乡人,但外婆的善良却很快使我们融入了这个底层社会,并赢得了一街人的尊重。那个年头,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无计之时都是来找“婆婆”——无论老少都和我们一样这样称呼她。外婆首先让我学会的就是善良,她第一次让我给街上的小乞丐送饭后,我竟然后来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幼稚的我并不清楚自家的窘迫,外婆总是尽量满足我童年的乐善好施。后来母亲实在忍不住经济的压力——那时乞丐太多了——开始干预我的善行,我不谙世事地委屈大哭,外婆则依旧呵护着我的自尊。

五岁以前的我已经会许多字,能背诵不少古诗,这完全来自外婆的教育。为了聊补家用,外婆又悄悄开始了裁缝手艺,为街坊裁缀新衣旧衫。人家有钱就给几角,无钱就道声谢,外婆从不要求。忙乱中有一次给我喂错了打虫药,我忽然口吐白沫晕倒,外婆抱起我颠着小脚往下街的医院跑,我被救醒后,外婆的眼睛已经哭肿。

因为外婆的存在,我在四岁以前仿佛就已经享尽了我一生的幸福。之后“文革”爆发,我才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明白,人世间原来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艰难和无奈,需要我用余生去面对。

就是在那个夏天,在汪营古镇的青石小街上,忽然庄严地走来一支队伍。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僚戴着纸糊高帽走在队首,后面则是扛着冷兵器和新式火器的武装工人。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奇异扮相殊觉好笑,奔跑回家去拉外婆来同乐,却看见一家老少的泪眼。外婆紧紧地把我箍在怀里,生怕无妄之灾再夺走她的外孙。我在懵懂中意识到,可能灾难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