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三桥贤治觉得自己的人生注定要跟“日美关系”这个复杂又扭曲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新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军事同盟由此确立。新的安保条约，是美国用来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和战略部署的重要手段。而对于战后丧失了军队和外交的日本来说，条约如同一把沉重的保护伞。从此以后，在国际安全上完全仰仗于美国的军事保护的日本，逐渐扩大着在国际关系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但是却也从此走上了长达50年的依赖美日同盟的外交模式，在国际问题上处处受制于美国。由于日本一直在持续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上战争遗留问题，日本始终无法被邻国信任，难以融入亚洲社会，在国际社会中也一直游离于“正常国家”之外。

昭和六十年50，二十五岁的三桥贤治进入外务省，成为了一名高级官僚。那个时候，对于“亲美”外交政策还无法深刻理解的他，首先体会到的却是日本为“亲美”付出的沉重代价。那一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即使是当时在技术上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的电子产品，也由于日本政府对垄断行为的宽容，而得以通过提高国内价格，来弥补低价倾销国外市场造成的损失。当时的水名集团，也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成功地登陆美国市场的。而当时的美国，却处在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对于美国来说，似乎最直接有效的药方，就是下调美元汇率，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

昭和六十年51九月，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广场协定。协议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下调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同时强迫日元和马克大幅度升值。广场协定揭开了日元升值的序幕，从昭和六十年到平成六年52的十年间，日元以平均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升值，股价和房价则以每年将近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而当时，日本年均GDP增幅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经济的泡沫已经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为了缩短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距离，平成元年53日本政府开始了货币紧缩政策，以遏制经济泡沫的膨胀。由此却导致了股价和房价大幅度下跌，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二十年的衰退期。

在三桥贤治从政的这十九年时间里，他始终站在与美国平等外交的梦想和民自党“从美外交”的现实的矛盾之中。身为民自党的干部，又有长达十年的驻美经验，三桥贤治深深体会到，在外交关系上对美国唯命是从的无可奈何。他知道，现在的日本想要彻底实现“正常国家化”，必须仰赖美国的支持。正因为此，纵使他内心有多么仇恨美国对于日本的控制和玩弄，表面上依旧是一个亲美的民自党外务省官员。

平成十六年54，是三桥贤治进入外务省的第十九年，也是他作为外交人员，在华盛顿大使馆工作的第七年。九月底的一天，他受邀出席了美国副国务卿为各国使馆人员举行的非正式晚宴。类似这样的社交活动每天都会在这个国家的首都举行无数次，不论是大学、公益团体、公司，还是政府从上到下各个部门，为了拓展人脉疏通关系扩大影响力，都频繁的以各种名目尽可能多的组织招待会。比起头衔名誉和广告，美国人更相信与对方直接接触时的直观感受。因此与什么人建立关系，选择什么样的合作伙伴，第一轮的筛选，往往就是在这种非正式场合的觥筹之间进行的。

虽说是副国务卿主持的晚宴，到场的又全是各国的高级外交官员，整个会场看上去却是热闹而闲适。在这个从来不在形式上强调等级关系，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在社交场合上越会将谦卑当成风度的国家，你常常会吃惊的发现，刚才跟你愉快地大聊某一道菜肴的人，其实就是某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甚至是联邦法院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