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

南京出版社郑重推出一套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它一方面显示了范伯群教授所挂帅的课题组十余年来攻坚不辍的可贵战果；另一方面可能预示着一个通俗文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新时期现当代文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重写文学史”的工作。中国现代文学30年，由一部革命文学史、无产阶级文学史，被改写成一部启蒙文学史、“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史。然而，正像有人不无戏谑地讥其为“翻烙饼”一样，这种改写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原有系统内部中心子系统与边缘子系统的“位移”。整个系统的“法人地位”并未动摇，所争不过是对“五四”遗产的嫡亲继承权与阐释权。所有重新发掘和大肆夸张渲染的文学史实，都在“当代性”的点金术下变成一种功利性极强的“力证”。于是出现了钱钟书神话、沈从文神话、丁玲神话……这样的文学史，尽管自有其时代价值，但与人们经常提及的“二十世纪”概念却相去甚远，因为它仍然仅仅是一部“新文学”史。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座缓缓漂移的冰山上，新文学尽管灿烂耀眼，但它所占毕竟只是冰山的尖顶。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讲：“只是山顶上的一部分是不够用的。”尖顶下泡在亿万大众汪洋大海之中的冰山主体并非是什么“纯文学”，而是一向被“纯文学”忽而贬视欺凌、忽而狎弄利用的“通俗文学”。这样讲，不是说通俗文学价值高于新文学，不是要再翻一次通俗文学的“烙饼”，而是说，撇开通俗文学，现代文学至少是不完整的，是偏瘫的。如果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实情来考察，本人斗胆发一句狂言：通俗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旋律。

范伯群教授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一直以一种朴拙的态度坚持为通俗文学争得一席之地，终于，像他在这套丛书总序中所言：

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应该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摄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是文学的双翼，今后撰写的文学史应是双翼齐飞的文学史。

从已经面世的第一辑十二册中可以看到，这套丛书贯穿着范伯群的“双翼观”。十二册共集四十六位通俗作家的评传及其代表作，在每篇评传中，作者都自觉以新文学为参照系，力求写出传主与新文学的对立、区别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挑开宫闱绘春色的画师”张恂子，其创作心态既不同于新文学作家的为人生、为艺术，也不同于袁寒云等通俗作家的“有闲”和“玩”，而是很简单的出于不安定生活所迫的“为钱”。“40年代方型刊物代表作家”王小逸的《石榴红》，代表了通俗文学界的讽剌倾向，隐隐与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形成一比，并且在技巧上已接受并且掌握了“人生或一断面”的小说观念。“现代通俗文学幽默大师”程瞻庐，不但是鸳蝴派作家中“自觉于写作技巧的难得的一个”，而且他的《月下葡萄》等作品中有一部分完全是新文学的风格。“维扬社会小说泰斗”李涵秋，曾“享受海内第一流大小说家之嘉谥”，新文学界对旧小说排斥最力的胡适也称其《广陵潮》“含有讽刺的作用”，作为“社会问题的小说”，“还可读”。

应该说，“双翼观”在理论上是自成一家的，它为当前的通俗文学研究确定了一个可进可退的稳妥视角，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默默地构筑自己的主阵地。以“双翼观”为指导思想推出的这套丛书因此而显得分量足、气度雅、前景大。各评传均不局限于泛泛的评介，而是尽力抓住传主的最大特征，纵深开掘，锚定其在通俗小说谱系中的坐标点，努力于风格化、个性化。史料的运用既专且博，使人感到“田野操作”般的艰辛与扎实。这样，在站稳自身脚跟的基础上适当与新文学进行对比评说，便有理有据有节，体现出成熟而自信的学术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