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节（第3/3页）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被关进监狱会有怎样的下场，因为我知道有些被我送进去的人的下场是怎样的。每当我想到这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马西·卢皮诺。马西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还是一名注册会计师。他刚开始工作没多久的时候，曾帮以前的几个邻居做洗黑钱的勾当。后来，他的事业越来越红火了，就想金盆洗手。这时，一个黑帮人物约翰·康特告诉他，这种事不是他想不干就可以不干的，开了头就不能停止。于是，马西，这位有头有脸的注册会计师、自己孩子学校里的家长会主席、两家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在处理客户账务时不会出任何差错的专业人士、一个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在三点半离开办公室去打球健身的人、一个各方各面都中规中矩的人，终于在某一天，被一个联邦探员举报了。税务局的调查人员走进大门时，发现马西正和六七个人在一起处理三百万美元的赌博投注单。马西被抓后，思路依然清晰。在过去的两年，他目睹了黑帮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知道，联邦政府给他的任何惩罚，都远远比不上约翰·康特那帮人在十分钟里可能会对他做出的事严重可怕。他们大概会切下他的睾丸，让他嚼了吞下去，这绝对不是夸张。

所以，黑帮调查组的麦克·汤森德给我打来电话，他希望我们给马西一点儿下马威，让他供出更多的黑帮内幕。我们对马西在州法庭提起了诉讼，他被定罪以后，我们把他送到了鲁德亚德州立监狱，而不是他原本以为的联邦拘留所。联邦拘留所的条件要好很多，那里每天有蔬菜吃，还可以打网球。如果他去了，可以给在监狱里念函授大学的犯人教会计课程，还可以每隔三个月让妻子探望一次，与他过夫妻生活。现在，我们却把他送到了监狱，他的狱友是一个用钥匙挖出了亲生女儿眼睛的暴力分子。

六个月后，汤森德又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一起去监狱看了马西，看他是否愿意以坦白换取从宽处理。我们在监狱的一片泥地里找到他，他拿着一把锄头，正在锄地。我们又重新自我介绍了一遍，其实并没有必要，他还记得我们。马西把锄头插在地里，靠在上面，哭了起来。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哪个男人像他哭得那么伤心，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脸色变得青紫，眼里的泪水像是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哗哗流个不停。一个矮胖秃头的四十八岁男人，就这样撕心裂肺地哭着，但他还是不愿意坦白从宽。他对我们说了一句话“我的牙齿都没了”，就再也没说别的了。

后来狱警跟我们解释了他的遭遇。

一个名叫多沃的大块头黑人想让马西当他的男友。多沃是那种别人绝对不敢对他说不的人，即便是监狱里的意大利黑手党也不敢得罪他。一天晚上，他跑到马西的牢房，掏出自己的阴茎，让马西给他口交。马西不愿意，多沃便揪住他的头，使劲往床头栏杆上撞。最后，马西的嘴里连一颗整牙也没剩下，有些是牙龈松动，有些牙齿是直接被撞断，反正一颗完好的牙齿都没有了。

狱警说，在监狱里，也是有规矩的。你受了伤，我们会给你包扎，帮你缝合，但如果你不开口说出实情，那也别指望得到任何特殊待遇。也就是说，如果马西不说出是谁打了他，那他就别想装上假牙。而马西就是不说，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还没笨到那种程度。那个多沃倒是扬扬得意，他说他这一票干得不错，说马西现在很听话，说他现在很享受马西的“服务”，还说他从来没有这么爽过。狱警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对汤森德和我说，在这里，坏人并不一定会得到报应。

“逃跑吧！”当我坐在黑暗中，想到马西·卢皮诺的时候，这个念头总是突然冒出来。我在还担任检察官的时候，从来无法理解为什么取保候审的人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等待开庭、审判，最后被送进监狱。但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至少从我所经手的案子来看是如此。现在，我的银行账户里只有一千六百美元，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如果我偷偷取走巴巴拉的钱，那就足够我逃亡了，但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奈特了，那我获得自由又还有什么意义？就算我跑到了巴西、乌拉圭这些和美国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每年暑假让巴巴拉把奈特带去，和我偷偷见上一面，我也不知道不懂当地语言、没有生存技能的我要如何在那里生存下去。或者，我可以干脆跑到克利夫兰或是底特律的中部地区，改名换姓，但这样，我就再也不能见到儿子了，这两种生活都是我无法承受的。即便是坐在黑暗中胡思乱想的时候，我想要的也和我那天晚上在尼尔林下公交车时想要的一样。有时候我们是那么简单，又固执得有点奇怪。我坐在那里，紧紧抱着双腿，全身发抖，觉得好像闻到了香烟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