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第2/5页）

战争结束之后，里奥从独立运动步枪旅调往内务人民委员部。这种安排似乎顺理成章。他对这种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这是上级为他铺的一条路，他只需要趾高气扬地去走就行了。他的国家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情，他会义不容辞。如果他们要求，他会去科力马河地区的北极冻原管理那里的劳改营。他唯一的抱负就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战胜了法西斯，这个国家提供免费教育与医疗保险，这个国家在全世界宣扬工人的权利，这个国家支付给他父亲——装配线上一名普通的弹药工人——的薪水相当于一名完全合格的医生。尽管他自己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并不总尽如人意，但他对工作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他们有必要保卫自己的革命不受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不让那些等着看好戏的人称心如意。为了这个目标，里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为了这个目标，他也可以将他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今天的任务与他的英雄主义情怀或军事训练丝毫沾不上边。这里没有敌人，只有一个同事兼朋友，一个伤心欲绝的父亲。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国家安全部的规定，这位服丧的父亲就是被调查的对象。里奥需要慎之又慎。他不能让自己也被费奥多失去判断力的情绪所影响，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已经让一个美满的家庭岌岌可危。如果再不加以控制，这种毫无根据的关于谋杀的无聊言论将会如星火燎原一般，在这个社会蔓延开来，会让那些不安的人们对新社会的一个基本支柱产生质疑：没有犯罪。

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点。这个社会还有瑕疵，这个社会尚处在过渡阶段，还不够完美。作为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官员，里奥的职责是研究列宁著作，其实这也是每个公民的职责。他知道，当贫困消失，社会暴行——犯罪就会消亡。他们尚未到达那个阶段。偷窃、酗酒闹事时有发生，还有犯罪团伙存在。但人民必须相信，他们正在朝一个更好的生存状态迈进。把这次事件称做谋杀，简直是后退了一大步。里奥曾听他的上司雅努·库兹明——也是他的导师——讲过1937年大审判的情况，斯大林在那次审判上总结说：那些被告已经失去信仰。

党的敌人不仅仅只是搞阴谋破坏的人、间谍以及行业破坏者，还包括那些对政党路线以及等着他们的那个新社会表示怀疑的人。根据这条原则，里奥的朋友兼同事费奥多的确已成为一个敌人。

里奥的任务就是去制止一切莫须有的揣测，将他们从悬崖的边缘拉回来。谋杀的言论自然就具有一种戏剧张力，对那些想入非非的人无疑具有某种吸引力。如果事态真的演变成那个样子，他一定得严加阻止：孩子是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没有人需要为他的粗心大意遭受痛苦。这也许有点过头了，他也没必要这么严厉，事情也许可以解决得更圆通一点。他们无非也就是难过沮丧——仅此而已。对他们要耐心一点，他们只是思路不清晰，向他们陈述事实。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威胁他们，至少无须马上就表现出这个样子：他来这里是帮助他们的，他来这里是帮他们找回信仰的。

里奥敲了敲门，开门的是费奥多。里奥低下头：

“对你的丧子之痛，我深表遗憾。”

费奥多后退一步，让里奥进门。

屋里座无虚席，挤满了人，好像在召开村会议。有老人，有孩子——显然，整个家族都聚齐了。不难想象，在这种氛围下，情绪很容易就会被煽动起来。他们无疑在相互鼓动，认为存在某种神秘的力量导致男孩死亡。也许这么想要比甘心接受这个不幸的事实更加容易；也许他们在为没有教男孩远离铁路而深感内疚。里奥认识其中几个人，他们都是费奥多的工作伙伴。突然被发现在这里，他们感到非常尴尬。他们手足无措，不敢正视他，想赶快脱身，但却无能为力。里奥转身对费奥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