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旅行（一组日记） F.B.选编并做题跋（第3/5页）

巴黎二月十六日

等胡斯蒂娜的时候，我在酒店大厅跟一个罗马尼亚姑娘聊天，她在前台工作。她告诉我，不久前曾有一位彬彬有礼、气度怡人的阿根廷绅士住在酒店里，这位先生叫帕戈·巴维里。胡斯蒂娜下楼时，罗马尼亚姑娘正跟我说到帕戈曾患上流感，病得很重。听了这话，胡斯蒂娜评论说：“我跟你说过吧。他很快就会崩溃。”

巴黎二月十七日

从别人丢在罗马酒店大堂里的一册《体坛周日》杂志上，我发现今天有兰斯队和巴黎一圣日耳曼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我说什么也不肯错过，因为兰斯队九号——或者叫中前锋，我年轻时大家都这么说——不是旁人，正是小卡洛斯·比安基。自打读到这则消息，我就不停地提醒胡斯蒂娜，十七号星期天，我决意要到王子公园体育场看球赛：这本是委婉柔化的策略，好让她明白，我没空听她差遣，不能陪她逛卢浮宫或者到布雷耶音乐厅去听什么音乐会了。就意图来说，我的策略收效不错。胡斯蒂娜知道了我想看足球赛。但我始料未及的是，她花了点时间寻思这件事，最后竟会冒出一个非同寻常的念头：陪我看球赛。她自然是突发奇想，而我自然也会满心欢喜地接受这个主意。不论在哪儿，但凡有她在身旁，我总觉得高兴。她样貌出众，这件事对我影响不小。不能否认，至少我心里想要是拿她在人前炫耀……但我同样不能隐匿我的另一个想法：大体而言，我反对跟女人一起看体育比赛。今天的事更证实了我的观点之正确。比赛一开始，胡斯蒂娜摆出兴味盎然的样子，不住地要我解释这解释那，搅扰得我无法专心看球赛。“什么叫罚点球？”“什么是角球？”“他们怎么停下来啦？”随后，在一段精彩的球技表演中，小卡洛斯突破了巴黎一圣日耳曼队的防守，射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球，我大声喝彩：“那还用说，那还用说！你肯定得同意，有哪个得分手能跟比安基相提并论！”我肯定是个大梦想家，因为我竟然幻想能跟心爱的女人谈论足球。她见我如此激动，就反问道：“比安基？那是谁？又是你朋友？”下半场，她自觉百无聊赖，渐渐没了耐性；比赛还没结束，她就寻了个借口，说我们应该避开散场时的人群，随即拉着我的手，站起身，央求道：“咱们走吧，咱们走吧。”我别无他法，只得随着她退场。一想到她永远不会明白她勉强我做了多大牺牲，我就郁郁不乐。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活像一名殉道者，因为我竟然在这个时候离开赛场，除此以外我还是个苦修僧，因为我竟一句抱怨的话也没说。

巴黎二月二十日

胡斯蒂娜上床就寝时明显受了严重的风寒，而风寒很快发展成流感。“就是那场没完没了的球赛害得我生病的。”她埋怨道。我独自出门看了场电影，悠然消磨了一段时光。虽说有点想她，但我马上醒悟过来：“不该想念她。像她那样的女人，先消损你的精神，再毁掉你的健康。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离婚。”这点我早想通了，但我下不了决心……有时候，为了给自己鼓劲，我只能求助于那些有点荒谬的念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我嘟哝着，就像自己真相信这话似的。现下独自走在巴黎的街道上，我好比地狱里的孤魂，虽然此刻心里无风无浪。

曼雷萨蒙特塞拉特二月二十四日

我们途经曼雷萨，一座被葡萄园包围的城市。露依茜达恳求我：“到那家咖啡馆坐坐吧。”“我们不能太迟。”“没关系的。我就想喝一杯‘卡拉奇悠’。给我提提神儿，你明白吧？也不知谁跟你说的，在蒙特塞拉特用不着爬山！”“这点路不算什么。”我俩进了咖啡馆。为了不招惹麻烦，我什么也没说；露依茜达点了饮料：“请来两杯‘卡拉奇悠’。”侍者问：“加朗姆酒还是白兰地？”“加白兰地。”他为我们取来两只小杯，各倒了半盏的咖啡，而后兑进相当份量的白兰地。就在这当口，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是不是那一小杯“卡拉奇悠”让我有些微醉了？），我瞥见了帕戈·巴维里正走向吧台。我起身迎过去，我们两人拥抱在一起。他瞧上去很疲倦，仿佛老态龙钟，面色也不似平时那么红润了。他又陪着我踱回桌边。兴许是他太累的缘故，兴许是因为露依茜达没有执意挽留的意思，片刻后他便离开了。我大声嘟哝出自己的想法道：“可惜他这么快就走了。”“我可不觉得，”露依茜达应声说，“你没瞧见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得承认，他看上去挺累的。”“挺累的？他早就是个废人了。行尸走肉罢了。”“你胡说什么。”我喝止道。她却回嘴说：“我敢打赌，赌什么都行，你再也见不到他了。活着的时候，我是说。”前往蒙特塞拉特的路上，我始终没开口。假若不得不答话，就尽量说单音节词。露依茜达也没问我有什么不对。到了蒙特塞拉特，她说：“咱们把车停在路边。”“我们要步行上山吗？”“走上去吧。”我们开始爬山，但没过不久，她就承认自己一步也迈不动了。“我也坚持不住了。”我说。仅此一回，露依茜达和我达成了共识。我们拦下一辆公交车，乘车到了山顶；稍作停留，旋即下山。我们两人实在太疲乏了，以致经过停放轿车的地点，我们几乎忘了喊司机停车。返回曼雷萨之后，露依茜达告诉我：“想再喝一杯‘卡拉奇悠’。”我们又进了那家咖啡馆，结果第二次遇上了故人：这回是米莱奥，我在马里亚诺·莫莱诺中学读五年级时的同窗。当年他还没到法定年龄，就开办了一家专造汽车前灯的作坊，让我好生崇敬。我问他：“眼下你还仿造马歇尔前灯吗？”“你还记得呀？”他对我说。“那不过是年纪轻轻的时候，做了个梦，也没坚持多久。日复一日的，轿车的挡泥板、车门踏板、前探式车灯，统统都淘汰了，有一天我发现，我是在给不存在的轿车造配件呢。”我对他说：“猜猜我们刚才碰见谁了？碰见帕戈·巴维里了。”“我也遇见了。你知道他想出来一个多么聪明的主意么？步行攀登蒙特塞拉特！他这会儿已经是废人了。”“我也认识一位女士，倒跟他有一样的想法，”我答道，说话间指了指露依茜达，“所幸她很快就服输了，剩下的路我们搭了一辆公交车。”米莱奥刚一离开，露依茜达就品评说：“真不知道，假如二选一的话，我宁愿选择哪一个？是道德败坏的家伙呢，还是给不存在的汽车造配件的梦想家？对你的朋友做一次抽样调查，倒是很精彩。”我记得，返回巴塞罗那的整趟旅途中，我们两人没再说过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