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威廉姆斯之墓（第2/10页）

母亲说：“你给我安静一点吧，我不想再忍你。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孩子？什么叫软蛋？你根本就没真的打过仗，你去越南的时候仗都打完了，你无非是在战地医院里帮忙抬了几天担架，你告诉我，这算哪门子的出生入死？别再骗孩子，也别再骗你自己了，我求你了行不行。”母亲的脸上仍旧是淡然的。

父亲毫不犹豫地扬起了右臂，然后一个耳光就这样落在了我的脸上。“什么东西。”父亲咬牙切齿，“都他妈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在骂谁。

忘记了是什么人说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是错的。父亲和母亲在那一瞬间算是反目成了仇，我从母亲的眼睛里看见了一种深刻到振奋人心的厌恶；可我和母亲，却似乎也更加遥远了些。“你告诉我，这算哪门子的出生入死？”后来的日子里我一次次地回味着母亲这句精彩的台词，羞愧地承认了：母亲是个英雄。她用一种和父亲截然不同的方法让我自惭形秽。

便利店里的那个女孩隔着货架注视了我一眼。她站在收银台后面，头发绾在一边，她是中国人。别问为什么，总之我看得出。在周末的街头，在商场里，在校园中——我有个下意识的癖好，就是在成群结队的日本女孩子里面辨认出谁是中国人。一定要问为什么的话——恐怕，绝大多数的中国女孩子身上埋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淡淡的潦草——不一定和化妆的方式有关，不一定和穿衣服的习惯有关，不一定和拿包的姿势有关，甚至不一定和神态表情有关。我说不好，那抹似有若无的潦草就像一缕没能及时按灭的轻烟，缠绕着她们，让她们就像没有完全熄灭的烟蒂那样，轻而易举地，就能在厚厚的、温暖的灰烬上面被人辨认出来。

她略微欠了欠身，拿过我手里的啤酒和凉茶，扫过了条码之后她用日语低声问我：“就这些么？”

“还要一包七星。”我说的是中文。

她粲然一笑。回头望着身后，手指略略地碰触到“七星”的那几个格子，问我：“要哪种的？”

“0.8的。”我答。

“什么？”她没听懂。看来她不抽烟，而且生活中也没有一个抽烟的男人。

“0.8指的是尼古丁的含量，妹妹。”我微笑，“在你右手边，对了，再往右一个格子，这种深蓝色的，就是它。你是新来的么，业务不大熟练。”

“没看出来。”她抬起眼睑，这个笑容比最初的大胆，“你看上去这么年轻，可是烟瘾倒不小。”

“这话听起来就外行了。”我也笑，“你怕是没真正见识过有烟瘾的人。”——是的，我见识过，父亲抽的是浓烈的“骆驼”，一天两包。

夜晚的街道由于路灯明明灭灭的影子，显得更加狭窄。不过无所谓的，这个住宅区的房子原本就看上去像是积木搭出来的，街道再窄一些反而是那个味道。我慢慢地走，放心大胆地迈着步子，反正自己的影子拖在身后，不会被踩伤。几十米开外的地方是个含羞的公共汽车站牌，只需要两站地，就能去到横滨市区里那种宽阔的马路上。我租的地方隐藏于这些看上去表情类似的二层建筑中，一座尖顶的小楼。再拐一个弯，在宠物诊所的后面，洗衣房的斜对面。准确地说，我住在那座小楼的一个房间里。如果深夜回去的话，我通常会走悬挂于建筑物外面的那道铁制的楼梯——那是房东去楼顶喂鸽子的时候才会用到的。我会走到二楼，然后用力推开我房间的窗子，把身体变成一根晾衣绳，从楼梯的栏杆，到房间的窗台，晃悠悠地一荡，就滑进去了。有时候我会忘记事先把鞋子脱下来拿在手里，所以我窗前的那块榻榻米上，总有那么几个乌黑的鞋印。管他的，退房子的时候再说。不过我的轻功还是不够好，飞身进房间的时候，总是做不到想象中的悄无声息，因此耳边总免不了划过邻居似有若无的抱怨——是个在齿科技师学校念专业士的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