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1971)

和奥尔登·惠特曼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71年4月中旬,访谈刊于4月23日的《纽约时报》(有印刷等错误)。

先生,再过几天,您就要七十二岁了,超过《圣经》上所说的“人生七十”。如果说这是成就的话,那这一成就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在人的预期寿命几乎达不到它的一半长度的年代里,“人生七十”听起来无疑让人生出敬意。即便这样,彼得堡的儿科医生也从没有想到我会取得你所提到的这种成就:幸运的承受力、看似矛盾的超脱的毅力、好工作和好酒、对稀有的昆虫或有韵味短语的纯正的迷恋。另一件也许能提供帮助的事实是,我有点迷信:数字、梦境、巧合会极大地影响我——虽然并不是荒诞的恐惧,而是神话般的科学谜团,难于陈述,更说不上解决。

那您的生活是否达到了您年轻时的期望?

迄今为止,我的生活远远超出我童年和青年时期的雄心。在我们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和我的家人去西欧的旅行途中,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想象成为一个流放者会怎么样,在国外度假胜地的桉树下,思念遥远、凄凉、不可征服的俄国(这一称号将会被证明是合适的)。列宁和他的警察将这一臆想变成了现实。十二岁时,我梦想去喀喇昆仑山脉寻找蝴蝶。二十五年后,在我勇敢的父亲的陪伴下(见我的小说《天赋》),我手拿网兜,成功地去中亚山区探险。十五岁时,我想象自己七十岁时是一个世界著名作家,一头白发,波浪起伏。今天我实际上成了一个秃头。

如果生日愿望与马有关,您希望有什么样的马?

只想有珀伽索斯。(1)

我听说您正在写一部新的小说。有书名了吗?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部新作吗?

我正在写的这部小说名为《透明》(2),但作品概要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我们在蒙特勒的旅馆的门面正在重新粉刷,我跑到葡萄牙的最南端,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得适应冲浪和海风)可以写作。我在凌乱的卡片上写(我的已经存在的文本会作无形的引导),我不断地填补和删节,写作过程中削笔刀用得比铅笔还多;但我在之前的几次采访中已经说过这些——有一个词的拼写我每一次都要查词典;我旅行时随身带着1970年版《韦伯斯特大词典》。顺便说一下,词典定义“Quassia”时认为它来自“Quassi”,这是一个18世纪的苏里南黑奴,他发现了一种治疗白人孩子肠虫的方法。另一方面,这部词典中并没有我自创或化用的新词——既没有“iridule”(《微暗的火》中的珍珠母云朵),也没有“racemosa”(一种稠李),更没有与音律有关的术语,如“scud”、“tilt”(见我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评论)。

对《爱达》有各种不同的批评,在您看来,哪些批评特别有见地?为什么?

除了一些无可救药的雇用文人(他们连头几章都读不了)之外,对我这本最具都市色彩和诗意的小说,美国的书评家有独到的见解。至于英国报刊,少数有眼光的批评家的评述也很中肯;一些糟糕的批评家则有失水准,而往常作为我的精神向导的菲利普·汤因比(3)先生似乎对《爱达》大为苦恼,甚至超过了《微暗的火》带给他的苦恼。我记不清那些批评的细节,眼下连绵的山脉也隔开了我的文件,但一般说来,我妻子和我已经很久不把剪报塞进易忘的盒子里去了,而是由能干的秘书贴在一个大册子里,这样,我比以前更了解当下的各种流言蜚语。为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想说,我得益于一个严肃批评家的是足够的洞察力,能理解我的用词和比喻,我的目的不是哗众取宠或故弄玄虚,而是以最大的诚实和澄明,表达我的所感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