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1969）（第4/5页）

在《爱达》中，凡说，一个丧失记忆的人在天堂会和吉他手，而不是和一个大作家，甚至一个平庸的作家同居一室。您愿意谁做您的天堂室友呢？

这会很有趣：听到莎士比亚放声大笑，当他知道了弗洛伊德对他剧本的所作所为时。这会满足一个人的正义感，当他看到H. G. 威尔斯比假模假样的康拉德更多地应邀参加柏树下的聚会时。我也想要从普希金那儿得知他和雷列耶夫(5)的决斗是否真的发生在巴托沃公园（后来成了我祖母的产业），这个问题是1964年我第一个提出来的。

您愿意简单说一下20年代、30年代的流亡生活吗？比如，您在哪儿做网球教练？您教哪些人打网球？阿佩尔先生提到，他认为您给侨民团体作过演讲。如果这是真的，您演讲的题目是什么？看起来您肯定经常旅游，是这样吗？

我给同一批人或他们的朋友上网球课，1921年以来，我就教他们英语和法语，那时我仍然来往于剑桥和柏林之间，我父亲是柏林一家侨民《俄语日报》的主编之一，1922年我父亲去世后，我差不多就定居在那儿了。30年代，我经常受侨民组织的邀请当众朗读我的散文和诗歌作品。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中，我旅行到过巴黎、布拉格、布鲁塞尔和伦敦，后来，1939年的一个蒙恩的日子，阿尔达诺夫，一个同行和好朋友，对我说：“你瞧，明年夏天或秋天，我被邀请去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讲课，但我去不了，所以，你能代替我去吗？”我生活中的第三个阶段就这样开始了。

您何时何地遇到了您的妻子？你们何时何地结婚的？您能简单说一下她的家庭背景和少女时代吗？您在哪个城市或国家向她求婚的？如果我没说错，她也是俄国人，您或您的兄弟姐妹小时候见到过她吗？

我是在柏林的一次侨民慈善舞会上遇到我妻子薇拉·斯洛尼姆的，在这样的舞会上，年轻女士们通常会出售潘趣酒、书籍、鲜花和玩具。她父亲是圣彼得堡的一个法学家和企业家，革命毁了他的企业。我们先前在圣彼得堡的聚会上见过，那儿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我和薇拉于1925年结婚，开始的时候生活很拮据。

阿佩尔夫妇和其他人说，康奈尔文学课的学生对您的小说课程不怎么欣赏，他们对男、女生联谊会的姑娘小伙和运动员更感兴趣。您意识到了吗？如果上述说法属实，那么原因是：您是一个“爱炫耀的、滑稽的讲师”。这一看法似乎同您作为一个散淡的教师的自画像有所不符。您能就作为一个教师的生活经历略微多谈一些吗？因为这是封面故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时，您对学生有什么看法？他们把那门大课称为“肮脏的文学”。您认为这是您还是英国小说名著让他们感到震惊？还是他们对什么事情都会大惊小怪？您对当今盛行激进主义、示威抗争的大学教学怎么看？

在我十七年的教学生涯中，不同学期的课程是有所变化的。我记得我的教学方法和原则使有些文学课学生（还有他们的教授）感到恼怒或困惑，因为他们习惯了“严肃”的课程，这些课程充满了“趋势”、“学派”、“神话”、“象征”、“社会批评”，还有称为“思潮”的极其可怕的东西。实际上，这些“严肃”课程是相当简单的，学生所要求知道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关于这些作品的东西。在我的课上，阅读者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观念。“肮脏的文学”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笑话：说的是我前任的课程，他是一个忧伤、彬彬有礼和好酒的人，他对作家的性生活比对他们的作品更感兴趣。近十年的激进主义、示威抗议的学生，我想，要么听了一两次我的课后就放弃了，要么期末因答不出这样的试题而不及格，如论述两对做梦者：斯蒂芬·D—布卢姆、渥伦斯基—安娜的双梦主题。我的考试题目没有一个会迎合那种时髦的阐释或批评观，而那正是一个教师希望加以鼓励的。我所有的试题只为一个目标：不惜任何代价去发现学生是否完全吸收和消化了我课上讲的那些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