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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没锁。”我说。

“你把房子里的灯都打开了,”他说。一股浓烈的酒味朝我扑面而来,“怎么了?”

“我们在等您,法鲁克先生。”我说。

“因为我!”他说,“啊,因为我!但愿你们去医院了。我刚才在看肚皮舞呢。”

“倪尔君小姐她没事。”我说。

“没事吗?我不知道,”他像是很诧异地说道,“她还好,不是吗?”

“她还好,您不进去吗?”

他进了门,然后转过身,朝漆黑的屋外望去,朝院门外微弱的灯光望去,像是打算再去某个地方一次似的。接着,他打开冰箱,拿出酒瓶。突然,他像是因为手里的酒瓶太重而失去了平衡似的,往后退了两步,瘫倒在我的椅子上,像个哮喘病人似的喘个不停。

“您是在糟践自己,法鲁克先生,”我说,“没人会喝这么多酒的。”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知道。”但他没再说什么别的。他把酒瓶抱在怀里,坐在椅子上,就像个小姑娘把自己心爱的玩偶抱在怀里似的。

“要我给您做碗粥吗?”我问他,“家里有肉汤。”

“你做吧,”他说。他又坐了会儿,然后便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正要给他送粥去的时候,麦廷来了。他的手腕上打了一层薄薄的绷带。

“药剂师问起你了,姐姐!”他说,“听说你没去医院,他们很吃惊。”

“没错,”法鲁克说,“现在去还不迟。”

“你在说什么呢?”倪尔君说,“不会有事的。”

“我看了会儿肚皮舞,”法鲁克说,“和那些头上戴着菲斯帽的游客们一起看的。”

“怎么样?”倪尔君高兴地问道。

“我的笔记本在哪儿?”法鲁克问道,“我至少可以从笔记本里,从历史中找出点什么来。”

“麻木不仁的家伙……都是因为你们。”麦廷说道。

“你是想回伊斯坦布尔吗,麦廷?”法鲁克问道,“伊斯坦布尔也是一样的。”

“你们俩都喝醉了,谁也开不了车了。”倪尔君说道。

麦廷喊道:“我可以开!”

“不,今晚,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坐在这儿吧。”倪尔君说。

“都是无稽之谈!”法鲁克先生说道,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接着说道:“没有任何缘由的无稽之谈……”

“不!我每回都说,它们是有原因的。”

“胡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接受不了事实。”

“够了,你给我闭嘴。”麦廷说。

“要是我们出生在一个西方家庭,我们会变成什么样?”法鲁克说道,“比如说,我们出生在一个法国家庭,麦廷你会高兴吗?”

“不,”倪尔君说,“他喜欢美国。”

“是这样吗,麦廷?”

“嘘嘘!闭嘴!”麦廷说,“我要睡觉了。”

“麦廷先生,您别在那儿睡,”我说,“您会着凉的。”

“你别管。”

“要我给您也端碗粥来吗?”

“哦,雷吉普!”法鲁克先生说道,“哦,雷吉普,哦!”

“端来!”麦廷说。

我下楼去了厨房,给他也盛了一碗。当我端上来的时候,法鲁克先生躺到了另一张沙发上。他一边看着天花板,一边和倪尔君聊着天,笑着。麦廷则在看手里拿着的唱片。

“太棒了!”倪尔君说,“就像是宿舍的舍友似的。”

“您不上楼睡吗?”我正说着,便听到老夫人在喊我。

我上了楼,花了好长时间才让老夫人平静下来躺到床上。她想下来,我给她拿去了桃子。我关上她的房门下了楼,这时法鲁克先生已经睡着了,他一边睡一边还发出了奇怪的喘息声,像个经受了很多痛苦的老人似的。

“几点了?”倪尔君小声问道。

“三点半了,”我回答道,“您也要在这儿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