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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什么样的小虫子？”倪尔君问，一副生气的样子。

“很常见，”法鲁克先生说，“毫无因由的一大堆事件。读了很多，想了很多之后它们就在我的脑子里轻轻地蠕动着。”

“怎么可能没有原因呢。”倪尔君说。

“我无法满怀信心地来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法鲁克说，“我不想让自己去做这件事，而想让这些事件自己去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但是不行。一旦找到一个因果联系，我立刻就感觉到这是由我自己的脑子安排出来的。那时，这些事件就像可怕的蠕虫、虫子，就像在空中摆动一样，在我大脑的沟回中蠕动着……”

“那么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倪尔君问。

“我跟你说，”法鲁克先生说，“我觉得我今天理解了，为了能原原本本地看到生活或者历史是什么样，我们必须改造我们大脑的构造。”

“怎么改？”倪尔君问。

“我不知道怎么弄，”法鲁克先生说，“但是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个寻找长篇故事吞咽下去的馋嘴猫一样。我们必须从这种对故事的沉迷中解脱出来!那时我们就会自由了，那时我们就会原原本本地看清这个世界了!你明白么？”

“不明白！”

“肯定有一种办法可以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就是找不到！”法鲁克先生说。

“那就去找！”倪尔君说。

法鲁克先生先是沉默了一会儿，而后喝光了杯子中的酒，接着突然地，

“我老了。”他说。

他们都没有说话，这次不是因为他们没能沟通，像是因为他们明白了他们互相所能理解了的事情当中存在着理解不了的东西而感到高兴。如果面对面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你不说话，有时这种沉默会比彼此交谈更加有意义。要是有那么一个人该多好，要是我也有那样一个朋友的话……

“法鲁克先生，”我说，“我要去咖啡馆。您要什么东西吗？”

“什么？”他问，“噢，谢谢，雷吉普。”

我来到了花园，感受到了草坪的凉爽，一走出花园门，我就知道我不会去咖啡馆了。周五晚上有很多人，我不像是能够再次忍受同样的烦恼，没必要。我还是往前走了，一直走到了咖啡馆，没让任何人看到，连卖彩票的伊斯玛依尔也没让他看见，我没有靠近那明亮的窗户，来到了防波堤，一个人也没有，我坐了下来，看着挂在树上的彩灯在水中闪烁，我想着，想出了神。然后我站了起来，爬上山坡看了看药店。凯末尔先生在那里，他坐在柜台边，看着那些在对面小卖部的灯光下叫喊着吃着三明治的无忧无虑的人们。他没有看见我。我就不要打扰他了!我什么人也没去见，也没有跟谁相互问候，脚步匆匆地回了家。关上花园门后，在嘈杂声和树林的另一边我看到了他们，他们待在阳台那昏暗的小灯泡下，一个坐在桌子边，另一个坐得离桌子稍远点，他把椅子撑得满满的，椅子只有后面两条腿着地，缓缓地晃动着。兄妹俩，好像为了不把积聚在他们周围的那种不开心的生活阴云吓跑，为了更多地吸进一些不幸福，他们害怕做出任何举动，害怕发出任何声响。或许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不要惹楼上在敞开着的百叶窗后面游荡着的、随时都在找茬的年迈眼神生气。然后我觉得那眼神也看到了她自己，但是她没有看见我。老夫人的影子，恶毒而没有同情心，在窗户上显现了片刻，仿佛她手里拿着拐杖，影子投在了花园里，然后她突然缩了回去，像是害怕罪孽似的。我悄悄地上了阳台的楼梯。

“你称之为故事的那些东西，其实并不是故事，而是客观事实！”倪尔君说，“这些对于解释这个世界是必须要有的。”

“我知道所有那些故事和与之相反的故事。”法鲁克先生说，好像有点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