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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哆嗦着两腿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暗暗好奇地看着我。

“是的,”我说,“我伤心了。”我停了一会儿,歇了歇,然后集中起我所有的力气再次开口道:

“但我并不因为我是侏儒而伤心。我真正伤心的是,人们已经坏到了连一个五十五岁的侏儒都要嘲弄。”

没有人说话。玩牌的人大概也听到了。我看了看奈夫扎特,他也看着我。他听明白了吗?两个年轻人低头看着地,大概多少有些羞愧了。我有点头晕,电视机也在“呜呜”作响。

“没教养的!”杰米尔再次空白无力地骂道。

“哎,别走呀,雷吉普,”杰米尔说,“上哪儿去?”

我没回答。摇摇晃晃地迈了几小步,把咖啡馆明亮的灯光抛在了身后。我又来到了外面,走进了凉爽、黑暗的夜里。

我实在走不成路,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又迈出几步,然后坐在防波堤边上的一个缆柱上。我深吸几口清新的空气,心还是怦怦跳得很快。怎么办呢?远处,娱乐场所和饭店的灯光闪耀着;树上挂着彩灯,灯光下,人们在那儿聊天、吃饭。我的主啊!

咖啡馆的门开了,我听到了杰米尔的喊叫声。

“雷吉普,雷吉普!你在哪儿?”

我没吭声。他没看到我,走了进去。

过了很久,我听到了开往安卡拉的火车的轰鸣声,站了起来。应该有九点十分了,我这样想道:难道所有那些不都是些字,不都是些很容易就会烟消云散的东西吗?心里多少有些舒坦了,但我还不想回家,却又没别的事可干:我要去看电影。我身上的汗落了,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好多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向前走去。

这不,咖啡馆被我抛在了身后,我想他们甚至都已经把我和那些字忘记了,我想电视机应该还在呜呜作响,杰米尔没有赶他们走的话,我想那两个年轻人应该在重新寻找可以调侃的人。我又来到了街头,人很多,他们吃完了饭,在再次坐下看电视之前,在坐进娱乐场所之前,散散步,消化消化。女人们,傍晚刚从伊斯坦布尔回来的丈夫们和吃着什么东西的孩子们,他们吃着冰激凌,交谈着,相互打着招呼,又看到了别的熟人,就又互相打招呼。我走过饭店门前,伊斯玛依尔已经不在了。也许他已经卖完了手里的彩票,正在爬回家的坡。如果我不去看电影,而去他家,我们就可以聊一聊。但都是相同的一些话。

大街上人越来越多。等在卖冰激凌的人跟前的汽车、并肩走着的三三两两的人群把路都堵住了。我的领带和夹克都穿戴得好好的,但我受不了这么多的人,我拐进了一条小街道。电视机的蓝光照着狭窄的街道,街道上停了不少车,孩子们就在这车子之间玩着捉迷藏。小时候我总以为自己玩这游戏能玩得很好,但那时候我没有勇气加入到伊斯玛依尔等人当中去。但要是我玩的话,藏得最好的肯定就是我,也许我会藏在这儿,藏在我母亲说发生过瘟疫的那个驿站的废墟里。再比如说,如果是在乡下,我就会藏在马厩里,如果我再也不出来,看他们还能调侃谁。但我母亲会找我,她会问,伊斯玛依尔,你大哥在哪儿,伊斯玛依尔则会吸吸鼻涕,说,我怎么知道。而在这期间,我可以听他们说话,在心里暗暗地说,妈妈,我可以独自一个人生活,而只有母亲才会在背地里伤心地哭泣,这时,我就会说,好了,好了,我出来了,看,我就在这儿,妈妈,我不再藏了,而母亲也会问,你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儿子,我想也许她是对的,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去藏起来呢?我一下子全忘了。

当我快步穿过大道时,我看到了他们——瑟特克先生,他长大成人了,结了婚,身边跟着他的妻子,甚至还有他那个头跟我一样高的孩子。他认出了我,笑了笑,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