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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自然有段尾声。

我二十九岁，鼠三十岁，都已是老大不小的年纪了。杰氏酒吧在公路扩建时改造了一番，成了面目一新的漂亮酒吧。但杰仍一如往日，每天削满一桶桶马铃薯；常客们一边嘟嘟囔囔地说还是从前好，一边不停地喝啤酒。

我结了婚，在东京过活。

每当有萨姆·佩金帕的电影上映，我和妻子便到电影院去，回来的路上在日比谷公园喝两瓶啤酒，给鸽子撒些爆玉米花。萨姆·佩金帕的影片中，我中意的是《惊天动地抢人头》，妻子则说《护航队》最好。佩金帕以外的影片，我喜欢《钻石与灰烬》，她欣赏《修女乔安娜》。生活时间一长，连趣味恐怕都会变得相似。

如果有人问：幸福吗？我只能回答：或许。因为所谓理想到头来就是这么回事。

鼠仍在写他的小说，每年圣诞节都寄来几份复印本。去年写的是精神病院食堂里的一个厨师，前年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基础写了滑稽乐队的故事。他的小说始终没有性场面，出场人物没有一个死去。

其原稿纸的第一页上经常写着：

“生日快乐
　并
　圣诞幸福。”

因为我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四日。

那位左手只有四个手指的女孩，我再也未曾见过。冬天我回来时，她已辞去唱片店的工作，宿舍也退了，在人的洪流与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到夏天回去，我便经常走那条同她一起走过的路，坐在仓库石阶上一个人眼望大海。想哭的时候却偏偏出不来眼泪，每每如此。

《加利福尼亚少女》那张唱片，依然呆在我唱片架的尽头。每当夏日来临，我都抽出倾听几次，而后一面想加利福尼亚一面喝啤酒。

唱片架旁边是一张桌子，上方悬挂着干得如同木乃伊般的草块——从牛胃里取出的草。

死去的法文专业女孩的照片，在搬家时丢失了。

沙滩男孩乐队时隔好久以后推出了新唱片。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亚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