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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个恶梦。

我成了一只硕大的黑鸟，在森林上空向西飞去，而且身负重伤，羽毛上沾着块块发黑的血迹。西天有一块不吉祥的黑云遮天盖地，四周飘荡着隐隐雨腥。

许久没做这样的梦了。由于时隔太久，我花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这是梦境。

我从床上翻身下来，拧开淋浴喷头冲去全身讨厌的汗腻，接着用烤面包片和苹果汁对付了早餐。由于烟和啤酒的关系，喉头竟有一股被旧棉花整个堵塞的感觉。把餐具扔进洗涤槽之后，我挑出一套橄榄绿布西装，一件最大限度地熨烫工整的衬衣和一条黑针织领带，抱着它们坐在客厅的空调机前。

电视里新闻播音员自以为是地断言今天将达到本夏季最高温度。我关掉电视，走进隔壁哥哥的房间，从庞大的书山里找出几本书，歪在客厅沙发里读起来。

两年前，哥哥留下满屋子书和一个女友，未说任何缘由便去了美国。有时她和我一起吃饭，还说我们兄弟俩实在相似得很。

“什么地方？”我惊讶地问。

“全部。”她说。

或许如她所说。这也是我们轮流擦了十年皮鞋的结果，我想。

时针指向十二点。想到外面的酷热，心里不免有点发怵，但我还是系上领带，穿好西装。

时间绰绰有余，加之无所事事，我便开车在市内缓缓兜风。街市细细长长，细长得直叫人可怜，从海边直往山前伸展开去。溪流，网球场，高尔夫球场，鳞次栉比的房屋，绵绵不断的围墙，几家还算漂亮的餐馆、服装店，古旧的图书馆，夜来香姿影婆娑的草地，有猴笼的公园——城市总是这副面孔。

我沿着山麓特有的弯路转了一阵子，然后沿河畔下到海边，在河口附近下得车，把脚伸到河水里浸凉。网球场上有两个晒得红扑扑的女孩，戴着白帽和墨镜往来击球。阳光到午后骤然变得势不可挡，两人的汗珠随着球拍的挥舞飞溅在网球场上。

我观看了五分钟，随后转身上车，放倒车座的靠背，闭目合眼，茫然地听着海涛声和其间夹杂的击球声，听了好一会儿。柔和的南风送来海水的馨香和柏油路面的焦味，使得我想起往昔的夏日。女孩肌体的温存，过时的摇滚乐，刚刚洗过的无袖衫，在游泳池更衣室吸烟时的甘美，稍纵即逝的预感——一幕幕永无休止的甜蜜的夏日之梦。而在某一年的夏天（何时来着？），那梦便一去杳然，再也不曾光临。

两点不多不少，我把车开到杰氏酒吧门前，只见鼠正坐在路旁护栏上，看卡赞扎基斯的《基督最后的诱惑》。

“她在哪儿？”我问。

鼠悄然合上书，钻进车，戴上墨镜。

“算了。”

“算了？”

“是算了。”

我叹口气，松开领带，把上衣扔到后排座席，点上一支烟。

“那么，总得有个去处吧？”

“动物园。”

“好啊。”我应道。

[14] 希腊诗人、小说家（1883—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