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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祖母的房子里，弗朗西斯·多拉德的新世界是蓝色的静脉曲张的腿的世界。

多拉德外婆在把弗朗西斯接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开了三年的育婴堂了。自从1936年她丈夫死后收入来源就成了问题。她从小就被培养成大家闺秀，所以她没有市场观念。

她只有一栋大房子和丈夫欠的债。租房住的人一个个搬走了。她住的地方太偏僻了，租房生意不会很兴隆。她面临被剥夺房产的危险。

报纸上玛丽安和富有的霍华德·瓦格特先生的新婚广告对外婆来说简直是个天赐的良机。她一遍一遍地给玛丽安写信要求接济，可是都杳无音讯。每次她打电话给她，仆人都说瓦格特太太出去了。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多拉德外婆和市政府协商用她的房子解决穷人的住宿。每来一个投宿的，市里就给她一小笔津贴，如果能找到他们的亲戚的话，还会有一些零星的收入。起初生意很惨淡，直到后来她开始接纳一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病人才慢慢有了起色。

所有那些年没有得到玛丽安的一文救助——她本可以来帮忙的。

而弗朗西斯·多拉德则习惯于在地板上一群人的腿中间玩。他把外祖母的麻将牌当汽车玩，推着它们在像生节的树根一样的脚中间穿梭。

多拉德外婆可以让房客们的衣服每时每刻都保持整洁，可她总也没办法让他们记着随时随地穿鞋走路。

那些老年人整天坐在客厅里听收音机。多拉德外婆还在客厅放了一只鱼缸供他们观赏。一个私人捐献者帮外婆在木条镶花地板上铺了一层毛毡，为的是防止老年房客的小便失禁。

他们总是在沙发或轮椅上坐成一排听广播，浑浊的目光盯着鱼缸里的鱼或是某些他们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或者干脆什么也不看。

弗朗西斯永远不会忘记，在闷热的、到处有蜂鸣的天气里，那些在毛毡上拖着步子走的声音，忘不了厨房里炖烂的西红柿和卷心菜的味道，忘不了老人们身上的像肉食包装纸被太阳晒干的味道，还有收音机里唱个不停的歌曲：

林索白净，林索聪明欢快的洗衣房的歌谣……

弗朗西斯尽可能地待在厨房里，因为他惟一的朋友在那里。厨娘贝莉，从小就伺候多拉德先生一家。她有时会从围裙兜里掏出一粒梅子塞给弗朗西斯，还会叫他“爱做梦的小猫咪”。厨房里既暖和又安全。可是贝莉晚上就回家了……

1943年12月。

弗朗西斯·多拉德，五岁了，在外婆家楼上他的房间里躺着。房间被为了防范日本人用的厚重的窗帘遮得伸手不见五指。他还不会说“日本人”。可他想撒尿，却害怕在黑暗中起床。

他叫在楼下的外婆。

“哎妈。哎妈。”他叫起来像一只年幼的小山羊。他一直叫到觉得累了。“快啊，哎妈。”

终于尿憋不住了。流过腿上时热乎乎的，身下的床垫湿了，然后冰凉，他的睡衣粘在身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深吸了一口气，在床上侧过身面对着门。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把一只脚放在地板上，在黑暗中站起身，湿漉漉的睡衣粘在腿上，他的脸火辣辣的。他冲向门。门把手碰到他的眼睛。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湿淋淋的，又站起来，拼命跑下楼，手指在楼梯栏杆上发出尖利的摩擦声。到了外婆的房间。在黑暗中他爬上床，从她身上爬过去钻进被子，在她身边暖暖的。

外婆动动身子，全身僵直起来，她的后背在他脸颊边挺直了，说话时漏着风：“我从没看见……”她在床头柜上玻璃杯里摸到了她的假牙，喀啦一声装上。“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邋遢的孩子。给我出去，滚到床下边去。”

她打开床头灯。他站在地毯上发抖。她用大拇指抹了一下他的眉毛，手指头沾上了血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