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周年再版序言（第4/5页）

对丹尼斯约德（Danneskjold）——依靠。对于这个不安和鲁莽的漂泊者，他是唯一代表土地和根的人，如同拼命抵达的目标，疯狂出海远航后的港口——他唯一能够尊敬的人。

对作曲家——灵感和出色的听众。

对哲学家——他的抽象结果的具体化身。

对神父阿玛杜（Amadeus）——他的矛盾的源泉。痛苦地意识到高尔特是他一切努力的终点，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完美的人——而在这个终点，他的方法并不适合（他正屈从于那些罪人，毁灭这终点，毁灭他的理想）。

对詹姆斯·塔格特（James Taggart）——永恒的威胁，神秘的恐惧，耻辱，负罪感（他自己的罪孽）。他与高尔特并无特别的联系——但他有那种持续不断的、毫无来由的、莫名的、歇斯底里的恐惧。在他听到高尔特的讲话和初次见到高尔特后，他觉察到了这种恐惧。

对教授——他的良知、耻辱和提醒，时刻折磨他的幽灵，对他的一生说“不”的那个东西。

关于以上的一些注解：里尔登的妹妹斯苔西（Stacy）是一个小角色，后来从小说中删去。

弗兰西斯科（Francisco）在当时那个年代被拼写成“Francesco”；丹尼斯约德的名字为伊瓦尔，大概是沿用了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鲁格的名字，后者是小说《一月十六日夜》中的人物彼扬·福克纳的真实原型。

神父阿玛杜是塔格特的牧师，塔格特向他做忏悔。牧师本应该是献身善事、始终奉行仁慈道义的正面人物。当兰德女士发觉不能令这个人物有说服力时，她告诉我，她舍弃了这个人物。

教授是罗伯特·斯塔德勒（Robert Stadler）。

现在要介绍最后一个摘选。由于兰德女士思维活跃、观点层出，她常常被人问到她首先是哲学家还是小说家。到后来，对这个问题她已不胜其烦。然而，在1946年5月4日关于创造性本质的论述的笔记中，她为自己做出了回答。

看起来，我既是一个哲学理论家，又是一个小说作家。不过，还是后者更令我感兴趣，前者只是后者的工具，绝对有必要，但只是工具而已，小说的故事才是最终。如果没有对适当的哲学原则的理解和说明，我无法创作出合适的故事；但对原则的发掘之所以令我感兴趣，是因为可以在我的生活里用到发现的这些知识。而我生活的目的是对我喜欢的世界（人和事）的创作——也就是说，它代表着人类的完美。

定义人类的完美需要哲学知识。但是，我对做这种定义没有兴趣。我只是想使用它，把它运用于我的作品（还有我的生活——而我生活和全部生命的核心与目的，就是我的作品）。

我想，写非虚构的哲学作品的念头令我感到乏味，原因就在这里。这种书的目的其实是教导他人，是要把我的观点表达给他们。而小说则是为我自己创造一种我写作时愿意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如果可能，也间接地让人们在他们能及的范围内享受这个世界。

也许有人说，哲学书籍的目的是把新的知识先向自己做出澄清和说明，然后把你的知识提供给其他人。然而，我所知道的区别在于：我需要得到并向自己说明我用过的新的哲学或概念，使其能够通过小说具体地表现出来。我不介意把故事建立在旧有的知识主题或论点上，或者别人已经发现或说明的知识，也就是别人的哲学上（因为那些哲学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家（我想表现完美的人和他完美的一生——而且我还必须发掘出自己的哲学观点及这种完美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