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米尔·圣—桑

圣—桑先生一直享受着还未去世就已成为经典作曲家的罕见殊荣。他的英名虽然长期得不到承认，目前却是享誉世界；无论是他的人格也好，完美的音乐也罢，都是如此。没有哪个艺术家像他那样几乎不打扰公众，或像他那样对无论是来自公众还是专家的批评都一概不闻不问。自幼起他就对表面的功名有种生理上的反感，曾写诗道：

对掌声喝彩

我仍听到它的噪音；

可奇怪的是

以我自幼就有的害羞

我觉得它就像泥潭

随时会吞没我。

我恐惧对它的接触，

借口痼疾难医

而悄悄地躲避它。

圣—桑先生于1896年6月10日在普雷耶尔大厅（Salle Pleyel）为庆祝他在同一地点初次登台表演五十周年而举行的一场纪念音乐会上朗诵了这首诗。他在此地举行他生平第一场音乐会的时间是1846年。

后来，他通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成功，其间他必须顶住那些愚蠢评论家的压力；他们说他“把贝多芬的一首交响曲像修道士苦行那样来听，就像它给他施了最痛苦的酷刑似的”。（见圣—桑著《和声与旋律》）

可他在被选进法兰西科学院并在创作了《亨利八世》和《管风琴交响曲》之后，他仍然保持对褒贬超然物外的态度，以苦笑加严厉来评判自己的成功：

你将识别那些撒谎的眼睛

和握手祝贺中的虚伪

友谊的面具后暗藏妒嫉；

对未来苍白的许诺

在这些凯旋的日子

当那帮下流的乌合之众

给你戴上荣誉的皇冠；

评判罕世奇才同评判

小丑是否机灵

在智力上无异。（圣—桑：《打油诗集》）

圣—桑先生现已步入老年，他已功成名就，闻名遐迩，可他还是没有向世俗投降。就在几年前（1901年），他还给一位德国记者写信道：“我几乎对世人的褒贬毫不在意；这并非因为我对自己的长处自视过高（这样其实很蠢），而是因为我在做自己的事和发挥自己的天性时（这就如同苹果树结苹果那样自然），我没有必要用别人怎样看我来烦扰自己。”

如此独立性在任何时代都很罕见；在我们这个公众舆论能杀人的时代尤其罕见；在艺术家恐怕比别的国家都更社会化的法国最罕见。在一名艺术家的所有品质中，这种独立性是最珍贵的，因为它构成一名艺术家性格的基础，是他良知和内心力量的保证。所以我们不能让它不露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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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桑音乐的艺术价值具有双重性，人们必须得从法国国内和法国国外两方面来判断他。他拥护法国音乐中独树一帜、几乎独一无二的东西——直至最近为止：即主张音乐家应具备高尚的古典精神和音乐文化——我们不得不说，也就是德国（音乐）文化，因为所有现代（音乐）艺术的基础都建筑在德国古典音乐之上——的广博知识。十九世纪的法国音乐不乏其睿智的从艺者、富于想像力的旋律作者和技艺精湛的剧作家；但它匮乏真正的音乐家，以及扎实优良的音乐技法。除去两三名突出的例外，我们的作曲家太像是有天赋的业余爱好者作为消遣而作曲，并不是把它视为表达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而是视为某种文学观念的外包装。我们的音乐教育太表面化：它也许可以在音乐学院里用几年时间循规蹈距地学到，但它并不是人人都能伸手够到的东西。我们的儿童并不能像接受文学和演讲熏陶那样接受音乐的耳濡目染；虽然在法国几乎人人都能本能地感受文学之美，但只有极少数人介意音乐之美。音乐在法国一直是一门奢侈的艺术，它并没像德国音乐那样成为大众思想的诗化表达。

若想达到上述境界，我们需要一些在法国十分罕见的综合条件；虽然这些条件造成了加米尔·圣—桑。他不仅具有突出的天赋，而且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家人十分注意对他的培养。年仅五岁，他就泡在《唐·璜》的管弦乐总谱里（见圣—桑所著《查理·古诺和莫扎特的〔唐·璜〕》一书）；年仅十岁，他就在一场音乐会上公演，“同贝多芬和莫扎特较量”；十六岁他就创作了《第一交响曲》。长大成人后，他潜心研究了巴赫和亨德尔的音乐，并能随心所欲地按照罗西尼、威尔弟、舒曼和瓦格纳的风格作曲（见查理·古诺所著《一位艺术家的回忆》一书）。他还创作了各种风格的优秀音乐作品，有希腊风格的，有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风格的。他的作品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有弥撒曲、大歌剧，轻歌剧，大合唱，交响曲，交响诗，协奏曲；有管弦乐，风琴曲，钢琴曲，声乐和室内乐。他还是学识渊博的格鲁克和拉莫作品的编辑出版者；因此，他不但是个艺术家，还是个能谈论艺术的艺术家。他在法国只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人们宁愿认为德国才是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