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第3/5页）

我们第一次聊天所带来的兴奋感。在电话响起时，我正站在街沿上。一个无法识别的号码，突然在电话的这一头听见哈米的声音使我惊喜万分。“Bazi?”听见他层次丰富的笑声所产生的惊讶翻腾而出，融化在空气的波纹中，让我哽咽起来：“哈……哈米！”

再次和他说话，是在以色列。站在城市的中央跟他聊天，当他不在布鲁克林、不在这里，而是在拉马拉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大街上，当背景全是希伯来语的时候，听见他声音里的律动，听见他沙哑英语中的阿拉伯口音，那样的沉重，在这里不断回响。我向周围看了看，不知道正经过我身旁的那两个年轻的男人会怎么想，那个女人会怎么说，如果他们知道了的话。我转身背对着他们，坐在马卡比街街角的一级石阶上，就在楼梯井之外，听他说他是四天前到家的。或者也许是五天？我记不清了。听他说他的航班从纽约飞到苏黎世，但在转机去安曼时延误了。他和姐姐在约旦共度了一周，在他上一封邮件里，他给我讲过他在那里是怎样白天睡觉、夜里盯着天花板的。还有他穿过艾伦比桥越过边境去往西岸的旅途，排很长的队等了很久，他不得不拎着手提箱和画册步行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点和路障。回家的喜悦，再次见到母亲，拥抱她，再抱抱他的哥哥和姐姐、他的侄子和侄女，以及前来拜访的亲近的朋友和老哥们儿，他们日夜都围在他身边。“就像是我把时差传染给了每一个人。”

两天后，他再次打来。那时，我正准备从一个朋友位于哈本那剧场附近的公寓离开，包里响起了手机铃声。我穿过大街，坐在雅库公园里，我们自在地聊天，像我们从前坐在华盛顿公园聊天一样，他现在像是和我一起坐在了长椅上。下一个晚上，他又打来了，大约12点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在家里等候。我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刷了牙，还套进他的一件大T恤中。我穿着这件T恤时，总会幻想即使它已经被洗过了，我依然可以闻到哈米的味道。我们有很多的话要说，就像之前在布鲁克林时那样。在那时，我最后会忍不住去睡觉，而他会继续在工作室里画画，播放舒缓的爵士乐。

之后的那一天，我们没有聊天。我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整晚都把手机放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非常频繁地检查它，但是哈米没有打来。再下一个晚上，在一直等到一点之后，我鼓起勇气拨了他的号码，带着怦怦的心跳，准备好如果他哥哥或者母亲接起来我就挂断。我以前在纽约给他打电话时得拨1，然后是区号718，但现在变得很简单，只需要拨02，耶路撒冷的区号，还有他的号码。一分钟后，我听见了他的呼吸声：“你好？”他刚刚到家，正准备打电话，“嗨，Bazi, Kifek inti?”

那晚，他告诉我自从他1992年离开之后，拉马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说1987年暴动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废墟、武装着的人们、关于“殉道者”的海报、蒙着面纱的脸孔、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寺庙、失业的人、极度贫穷的人。到处都是绝望和疲惫的气氛：那也许是这里唯一没有改变的东西。

还有那堵墙，他谈起那堵以色列开始在西岸构建的墙。我们在冬天就已经听说了，他为此忧虑，而我坚持不愿相信。现在，他亲眼看见了，然后把它描述给我，带着些许恐惧：一堵险恶的灰色混凝土墙在山上蜿蜒，像一道丑陋的伤疤，把村庄和果园一分为二。

“但是，在这儿……他们叫它围栏。”我结结巴巴地说。

他立即用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靠近话筒：“围栏？”

“他们说那是一个围栏，用来——”

“我告诉你，它奇丑无比。”

“这样，他们之后就可以把它拆除了，”我继续，“不是一堵真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