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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了。”

“韦德夫人在哪里？”

“就在她屋里靠近门口的地方。门开着。”

“客厅里亮着什么灯？”

“一盏台灯。他们称为桥灯的那种高脚台灯。”

“阳台上亮着什么灯？”

“没灯。光线是从她屋里出来的。”

“她屋里亮着哪种灯？”

“没多亮。大概是床头灯。”

“不是屋顶灯？”

“不是。”

“她脱去衣服后——你说，她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穿上了睡袍。什么样的睡袍？”

“蓝色睡袍。长的，像家常便袍的那件。她系了腰带。”

“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见她脱衣服，就无法得知她睡袍里面到底有没有穿衣服？”

他耸耸肩，似乎有点顾虑。“没错儿。可是我看见她脱衣服了。”

“你在撒谎。客厅里没有一处能让你恰好看见她站在门道里脱衣服，她在房间里面你就更看不见了。她得走出屋子，站在走廊边上，你才能看见。要是那样，她也会看见你。”

他只是瞪着我。我扭头望着奥尔兹。“你去过那栋宅子。赫南德兹警监没有去过——他去过没有？”

奥尔兹微微摇了摇头。赫南德兹皱着眉头，没说话。

“赫南德兹警监，如果韦德夫人在门道里或者房间里，客厅里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看见她，哪怕是她的头顶——即便他站起来——而他说他是坐着的。我比他高四英寸，如果我站在前门近旁，最多也只能看到她房间的门框上缘。她得走到走廊边上，他才能看见他刚才描述的情形。为什么她会那么做？甚至为什么她会站在门道里脱衣服？实在说不通。”

赫南德兹只望着我。然后他看了看甜哥儿。“那时间的问题怎么讲？”他和气地问我。

“他诬陷我。我说的都能得到证实。”

赫南德兹朝甜哥儿说了句西班牙语，说得太快，我没听明白。甜哥儿只是看着他，一脸不快。

“把他带下去。”赫南德兹说。

奥尔兹用拇指一下拉开了门，甜哥儿走了出去。赫南德兹摸出一盒烟，抽了一支叼在嘴里，拿一只金打火机点燃了。

奥尔兹回到屋内。赫南德兹平静地说：“我刚才告诉他，如果是庭审，他在证人席上讲这些，会因为作伪证被关进圣昆丁监狱蹲一至三年班房。他好像不怎么放在心上。显然他在为什么事烦恼。老一套，胯下作祟。要是他在场，而我们又有理由怀疑是谋杀，那他会是一个怀疑对象——不过他更可能使刀子。我之前有个感觉，韦德的死令他相当难过。奥尔兹，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奥尔兹摇摇头。赫南德兹看着我，说：“明天早晨再来一趟，在你的证词上签字，我们可以打印出来。必须在十点之前呈上调查报告，当然是比较粗略的。这样安排，你觉得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吗，马洛？”

“你是否介意换个问法？你这么说好像有什么我喜欢的地方似的。”

“哦，”他有些不耐烦，“你走吧。我要回家了。”

我站起身来。

“当然，我从来没真的相信过甜哥儿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他说，“只是拿来当开瓶器用。我希望你别反感。”

“没感觉，警监，一点感觉也没有。”

他们望着我走出去，没道晚安。我从长长的走廊出来，走到希尔路入口，钻进汽车，开回家去。

的的确确一点感觉也没有，心里空旷得就像星辰之间的空间。到家后，我调了杯烈酒，站在起居室敞开的窗前，听着月桂谷大街上汹涌的车流声，望着山肩上庞大而愤怒的都市夜景，对影独酌。远处，警笛或火警的哀号时高时低，长久而彻底的安静坚决不出现。一天二十四小时，一些人在不断地逃遁，另外一些人在努力地追赶。在包藏万般罪孽的黑夜里，有人正在咽气，成为残废，被飞来的玻璃片割伤，在巨轮之下支离破碎，在方向盘前头破血流。被殴，被劫，被勒死，被强奸，被谋杀。忍饥挨饿，病魔缠身，百无聊赖，孤独绝望，懊悔自责，担惊受怕，怒气冲天，冷酷无情，焦虑不安，哭泣颤抖。一个不比其他城市更糟的城市，一个富裕的、生机勃勃的、充满骄傲的城市，一个迷失的、精疲力竭的、极度空虚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