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在我的房间里,我让他坐在沙发上,我用了许多话安慰他。他不再哭了。他只是唯唯应着。有时他那对哭肿了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有时他望着门。

“我到外头去走一会儿,”他忽然站起来说。

“好,”我只说了一个字,并没有跟着他出去。我觉得疲倦,坐在软软的沙发上,不想再动一下。

我还以为他会再进房来。可是过了半点多钟,却听不见他的声息。后来我走到门外去看,园子里也没有他的影子。他已经走了,应该走远了。

我没有从这个孩子的口中探听出他的父亲的故事,我感到寂寞,我觉得心里不痛快。可是我不想上街,我也不想睡觉。为了排遣寂寞,我把我的全副精神放在我的小说里面。

这一天我写得很多。我被自己编造的故事感动了。老车夫在茶馆门口挨了打,带着一身伤痕去找瞎眼女人。他跌倒在她的门前。

……

“你怎么啦?”女人吃了一惊,她摸索着,关心地问道。她抓到他那只伸过来的手。

“我绊了跤,”车夫勉强笑着回答。

“啊哟,你绊倒哪儿?痛不痛?”她弯下身去。

“没有伤,我一点儿也不痛!”车夫一面揩脸上的血迹,一面发出笑声。可是泪水已经顺着脸颊流下来了。

……

这两个人仿佛就在我的眼前讲话。他们在生活,在受苦。他们又拿他们的痛苦来煎熬我的心。正在我快受不了的时候,老文忽然气咻咻地跑进房来报告:“有预行了。”据他说这是本年里的第二次预行警报。我看表,知道已经是三点十分,我料想敌机不会飞到市空来,但是我也趁这个机会放下了笔。

我问老文,老爷、太太走了没有。他回答说,他们吃过午饭就陪姑太太出去买东西,现在大约在北门外“绳溪花园”吃茶,听竹琴。他又告诉我,虎少爷上午到学校去了还没有回来。我又问他公馆里的底下人是不是全要出城去躲警报。他说,放了“空袭”以后,公馆里上上下下的人都走,只有李老汉留下来看家。李老汉一定不肯跑警报,也没有人能够说服他。

我还同老文谈了一些闲话,别了许久的空袭警报声突然响起来了。

“黎先生,你快走罢,”老文慌张地说。

“你先走,我等一下就走,”我答道。我觉得累,不想在太阳下面跑许多路。

老文走了。园子渐渐地落入静寂里。这是一种使人瞌睡的静寂。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还是听不见人声。

我站起来。我的疲倦消失了。我便走出下花厅,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注意到园里的绿色更浓了。我又沿着石栏杆走出了园子。

我走到大门口,李老汉安静地坐在太师椅上。街上只有寥寥几个穿制服的人。

“黎先生,你不走吗?”李老汉恭敬地问道。

“我想等着放‘紧急’再走,”我说着便在太师椅对面板凳上坐下来。

“放‘紧急’再走,怕跑不到多远;还是早走的好,”他关心地劝我。

“走不远,也不要紧。到城墙边儿,总来得及,”我毫不在乎地说。

他不作声了。但是我继续往下说:“李老汉儿,请你对我讲真话。你们三老爷究竟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不肯让我们送他进医院?他为什么不肯回家去?”我这次采用了单刀直入的办法。

他怔了一下。我两眼望着他,恳切地说下去:“我愿意帮忙他,我也愿意帮忙你们小少爷。你为什么还不肯对我讲真话?”

“黎先生,我不是不讲真话。我今天上午讲的没有一句假话。”他的声音颤得厉害,他低下头,不看我。我知道他快要哭了。

“但是他为什么会弄到这样?为什么要苦苦地糟蹋他自己?”我逼着问道,我不给他一点思索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