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面混了十六年,最近才回到在这抗战期间变成了“大后方”的家乡来。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在街上我看不见一张熟面孔。其实连那些窄小光滑的石板道也没有了,代替它们的全是些尘土飞扬的宽马路。从前僻静的街巷现在也显得很热闹。公馆门口包着铁皮的黑漆门槛全给锯光了,让崭新的私家包车傲慢地从那里进出。商店的豪华门面几乎叫我睁不开眼睛,有一次我大胆地跨进一家高门面的百货公司,刚刚指着一件睡在玻璃橱窗里的东西问了价,就给店员猛喝似的回答吓退了。

我好像一个异乡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付了不算低的房金,却住着一间开了窗便闻到煤臭、关了窗又见不到阳光的小屋子。除了睡觉的时刻,我差不多整夭都不在这个房间里。我喜欢逛街,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散步,热闹和冷静对我并没有差别。我有时埋着头只顾想自己的事,有时我也会在街头站一个钟点听一个瞎子唱书,或者找一个看相的谈天。

有一天就在我埋头逛街的时候,我的左膀忽然让人捉住了,我吃惊地抬起头来,我还以为自己不当心踩了别人的脚。

“怎么,你在这儿?你住在哪儿?你回来了也不来看我!该挨骂!”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姚国栋,虽说是三级同学,可是他在大学读毕业又留过洋,我却只在大学念过半年书,就因为那位帮助我求学的伯父死去的缘故停学了。我后来做了一个写过六本书却没有得到多少人注意的作家。他做过三年教授和两年官,以后便回到家里靠他父亲遗下的七八百亩田过安闲日子,五年前又从本城一个中落的旧家杨姓那里买了一所大公馆,这些事我完全知道。他结了婚,生了孩子,死了太太,又接了太太,这些事我也全知道。他从来不给我写信,我也不会去打听他的地址。他辞了官路过上海的时候,找到我的住处,拉我出去在本地馆子里吃过一顿饭。他喝了酒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他的抱负、他的得意和他的不得意。我很少插嘴。只有在他问到我的写作生活、书的销路和稿费的多寡时才回答几句。那个时候我只出版过两本小说集,间或在杂志上发表一两篇短文,不知道怎样他都读过了,而且读得仔细。“写得不错!你很能写!就是气魄太小!”他红着脸,点着头,对我说。我答不出话来,脸也红了。“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也要写小说,我却要写些惊天动地的壮剧,英雄烈士的伟绩!”他睁大眼睛,气概不凡地把头往后一扬,两眼光闪闪地望着我。“好,好,”我含糊地应着,在他面前我显得很寒伧了。他静了片刻,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第二天便上了船。可是他的小说却始终不曾出版,好像他就没有动过笔似的。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位朋友,高身材,宽肩膀,浓眉,宽额,鹰鼻,嘴唇上薄下厚,脸大而长,他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人稍微发胖,皮色也白了些。他把我的瘦小的手捏在他那肥大的、汗湿的手里。

“我知道你买了杨家公馆,却不知道你是不是住在城里,我又想你会住在乡下躲警报,又害怕你那位看门的不让我进去,你看我这一身装束!”我带了一点窘相地答道。

“好了,好了,你不要挖苦我了。去年那次大轰炸以后,我在乡下住过两三个月就搬回来了。你住在哪儿?让我去看看,我以后好去找你,”他诚恳地笑道。

“国际饭店。”

“你什么时候到的?”

“大概有十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