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第2/9页)

的继承者们那样)也会把诗歌的领域在他们之间划分一下,每个公爵只从事自己受遗传影响和天生兴趣所擅长的那方面的诗歌写作。因此我预见到曼彻斯特公爵们专写教诲和具有道德寓意的诗歌,威斯敏斯特公爵们专写唤起人们对大英帝国的义务和责任的激动人心的诗歌;而在我的想象中德文郡的公爵们多半会写普洛佩提乌斯式的情诗和哀歌,同时马尔伯勒的公爵们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以家庭幸福、征兵和满足低微的地位为主题吹奏起田园诗的旋律。

可是如果你说这样安排稍微有点难办,并且提醒我说诗神不一定始终威风凛凛地昂首阔步,有时候也会轻盈神奇地飘然而至;如果你想起那个聪明人的话:只要他能为这个国家写作歌词,他就不在意谁去制定国家的法律,因而问我(你正确地认为这项工作交给公爵去做是不恰当的)应当由谁来拨动琴弦,弹奏人类多变不定的灵魂偶尔渴望听到的曲调,我的回答是(显然我早应该想到)公爵夫人。我认识到那种罗马涅多情的农夫对他们的情人吟唱托卡托·塔索的诗句的时代,那种汉弗莱·沃德夫人对着小阿诺德的摇篮低声哼唱《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合唱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的时代要求更切合目前情况的歌曲。因此我建议那些比较热心家务的公爵夫人应当写作我们的圣歌和儿歌,而那些活泼风骚的公爵夫人,就是那些总想把葡萄叶子和草莓混在一起的公爵夫人则应当去为音乐喜剧写抒情歌词,为漫画小报写谐趣诗,为圣诞贺卡和彩包爆竹写格言警句。这样一来,她们就会在英国公众的心中保持她们迄今为止只靠尊贵的地位所具有的位置。

我就是在星期六下午的这些茶会上非常惊讶地发现爱德华·德里菲尔德竟然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时他已写了二十多本书,虽然都没有为他带来多少收入,但是他的名气却已很响。最有眼光的评论家都赞扬他的作品,上他家来的朋友们都一致认为总有一天他会受到重视。他们责怪公众竟看不到这儿有一个伟大的作家;既然颂扬一个人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贬低另一个人,因此他们任意地诋毁所有那些当时的名声超过德里菲尔德的作家。其实,如果我当时就像后来那样了解文学界的情况,我就应该从巴顿·特拉福德太太对他相当频繁的拜访中猜到爱德华·德里菲尔德走红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他会像一个长跑比赛时的运动员那样突然冲向前去,把一起参赛的那一小群脚步沉重的选手都甩在身后。我承认在我初次被引见给这位太太的时候,我压根儿没有把她的名字放在心上。德里菲尔德向她介绍说我是他在乡间居住时的一个年轻的邻居,并且告诉她说我是一个医科学生。她甜甜地朝我笑了一笑,柔声细气地说了一些关于汤姆·索亚的话,接过我递给她的黄油面包,就继续和主人谈起话来,可是我注意到她的到来对在场的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来热闹、欢快的谈话停止了。我低声打听她是什么人,我发现旁人对我的无知大为吃惊;他们告诉我说她曾经“造就”了某某人和某某人。她坐了半个小时,随后站起身来,非常谦和有礼地和她认识的人握手告别,轻盈绰约地侧身走出房去。德里菲尔德把她送到大门口,扶她上了马车。

巴顿·特拉福德太太当时大约五十岁上下;她身材瘦小,眉眼却很开阔;这使她的头部显得太大,与她的整个身体不成比例;她那一头银白色的鬈发留成米洛的维纳斯的发式,她年轻的时候想必十分标致。她素雅地穿着黑丝绸的衣衫,脖子上挂着几条丁当作响的珠子和贝壳项链。据说她早年的婚姻并不美满,但是当时她已经和一位内政部的书记员、著名的史前人类学权威巴顿·特拉福德情投意合地结婚多年。她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浑身上下没有骨头;你觉得要是你捏一下她的小腿(当然,出于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她脸上的那种文静端庄的神态,我决不至于做出这种行为),你的手指头就会碰在一起。你拿起她的手的时候,你会觉得拿起的好像是一块剔去骨头的鱼片。虽然她眉眼十分开阔,但是她的整个面庞却给人一种变动不定的感觉。在她落座的时候,她似乎身上根本没有脊梁骨,看上去好像一个装满了天鹅羽绒的昂贵的靠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