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激进派的候选人（第4/6页）

自由贸易是怎么回事，我一窍不通。但我现在没办法推辞，我有求于他啊。我这位年轻的绅士朋友也真是急昏了头，竟荒唐到要我——一个刚刚死里逃生，又毁掉了价值一千英镑名车的陌生人马上为他作助选演讲。而我有求于他，也容不得我再想这有多荒唐，无法再推三阻四了。

“好吧，”我于是说，“我演讲可不怎么行，不过，我可以给他们讲一讲澳大利亚的情形。”

这话一出，他立刻如释重负，高兴得连连向我道谢。他借给我一件驾驶服，也没问我怎么开车旅行也没自备一件，就开车上路了。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他絮絮叨叨地对我讲述他经历的种种琐事。他说，他是个孤儿，是叔叔带大的，他好像没讲他叔叔的名字，只说他是内阁里的官员，在报纸上可以读到他的讲话，等等。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就去周游世界。后来因为无事可做，他叔叔便建议他从政。他好像并不倾向于任何一党，“两个党里都有好人，”他轻松地说，“也都有不少坏蛋。我是自由党，因为我的家族一直都是辉格党人。”其实他对政治并不很热心，却有很多其他的爱好。他发现我懂一点赛马，便喋喋不休地说起如何在赛会上投注。他还有种种计划，要提高他的射击水平，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单纯、正派，而又稚嫩的年轻人。

我们的车子开过一个小镇时，两个警察示意我们停住，还用手灯照了照我们。

“对不起，哈里爵士。”其中一个说，“我们接到指示，要查找一辆汽车。说的样子和你们的车有一点点相似。”

“没事儿。”我的主人答道，我心底里却在感谢上帝，保佑我碰巧躲过了这一关。这以后他就没再说话，看来一门心思在琢磨着他晚上的讲演。他嘴巴咕哝着，目光呆滞，一副失神的样子。我都开始担心，今天可别再出第二次车祸。接着，我也开始想我今天该讲些什么，发现我的脑袋也僵得像块木头一样。待我醒悟过来，车子已停到了街上一扇大门前。一伙佩戴着玫瑰胸饰的绅士们出来，喧喧闹闹地把我们迎进了大厅。大厅里已经坐了有五百多人，大半是女士，有不少秃顶的男人，还有十几二十个年轻人。大会主席是一个长着酒糟鼻子的牧师，一副猥琐的样子。他先是为克朗·普莱顿的不能到会向大家表示了歉意，说他不巧得了感冒什么的。然后便介绍我，说我是什么“澳大利亚思想界公认的领袖人物”。大门边上站着两个警察，我暗想，他们要能把这些对我的介绍记录下来就好了。接着，哈里爵士的演说便开始了。

我从未听过如此糟糕的演讲。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讲话。他手里拿了一大堆笔记和纸条，就照着念起来。一旦离开笔记，他就长时间地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会儿想起几个背下来的句子，就挺起身子，像亨利·欧文[1]那样激昂慷慨地朗诵出来。再过一会儿，又再弯下腰，从稿纸上咕咕噜噜地照本宣科。不仅如此，他所讲的内容也是一派胡言乱语。提到当前所说的“德国威胁”时，他竟说这都是保守党人的臆想，是他们“发明”出来愚弄穷人、剥夺他们的权益、阻挡社会改革浪潮的舆论。而“组织起来的劳工”已识破了他们的伎俩，对他们报以“轻蔑和唾弃”。他说他完全赞成削减英国的海军力量，以证明我们的诚意。同时也向德国发出一个通牒，要求他们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否则我们就要把他们“扫进垃圾箱”云云。他说如果不是保守党人的话，英国和德国就会是缔造和平和推进改革的好伙伴。听他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口袋里的黑色笔记本，那就是斯卡德的“朋友”正在推进的“和平与改革”！

然而说来也奇怪，我倒也有点喜欢他的演讲。我看出他是个好人。除了填鸭式教育所灌输给他的那些糊涂观念外，他身上也闪现着宽厚的人性光辉。除此之外，他的演讲也大大减轻了我的思想负担，我虽然不是什么讲演家，但绝对比他哈里爵士强一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