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什么也不是。这天晚上，我只是咖啡店露天座上一个淡淡的身影。我等着雨停下来，这场大雨是于特离开我时开始下的。

几小时前，我们在事务所见了最后一面。于特像往常一样坐在笨重的办公桌后面，但穿着大衣，让人觉着他真要走了。我坐在他对面那张供主顾坐的皮扶手椅里。乳白玻璃灯光线很强，晃得我眼睛睁不开。

“好吧，居依……结束了……”于特叹了口气说。

办公桌上摊着一份卷宗。可能是那个目光惊愕、面部浮肿、棕色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的卷宗，他委托我们跟踪他的妻子。每天下午，她去与保尔—杜梅林荫大道相邻的维塔尔街一家酒店式公寓，和另一个棕色头发、面部浮肿的小个子男人会面。

于特若有所思地抚摸着胡子，一把短短的、盖住了双颊的花白胡子。一双浅色大眼睛茫然若失。办公桌左边是我工作时坐的柳条椅。

身后，一排深色木书架占去了半面墙，上面整整齐齐摆放着最近五十年的各类社交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于特常对我说这些是他永不离开的不可替代的工具书，这些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构成最宝贵、最动人的书库，因为它们为许多人、许多事编了目录，它们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

“你怎么处理所有这些社交人名录呢？”我手臂一挥指着书架问道。

“居依，我把它们留在这儿。我没有退掉套房租约。”

他迅速环顾四周。通向邻室的双扉门开着，看得见里面那张绒面磨旧了的长沙发、壁炉、映出一排排电话簿和社交人名录以及于特脸部的镜子。我们的主顾经常在这间屋子里等候。地板上铺着一块波斯地毯，靠近窗户的墙上挂着一幅圣像。

“居依，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这么说，你保留了租约？”

“对。我不时会回到巴黎来，事务所就是我落脚的地方了。”

他把香烟盒递给我。

“我觉得保留事务所的原状心里会好受些。”

我们在一起工作已八年有余。一九四七年他创办了这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在我之前与许多人共过事。我们的任务是向主顾提供于特所说的“社交情报”。他很乐意地一再说，一切都发生在“上流社会人士”之间。

“你认为你能在尼斯生活吗？”

“能呀。”

“你不会厌烦吗？”

他吹散了自己吐出的白烟。

“居依，总有一天得退休的。”

他身子笨重地站了起来。于特大概体重有一百多公斤，身高一米九五。

“我的火车二十点五十五分开。我们还有时间喝一杯。”

他在我前面顺着过道走到衣帽间。这衣帽间奇怪地呈椭圆形，浅灰褐色的墙壁已褪了色。一个装得太满合不上的黑色皮包放在地上。于特拿起皮包，用一只手托着它。

“你没有行李吗？”

“我提前寄走了。”

于特打开大门，我关上衣帽间的灯。在楼梯口，于特迟疑片刻，然后关上了门。听到这金属的咔嗒声，我的心缩紧了。这声音标志着我生命中一个漫长时期的结束。

“这叫人情绪低落，是吧，居依？”于特对我说，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方大手帕，用它擦了擦额角。

那块长方形黑色大理石牌子依然在门上，牌子上用饰以闪光片的金色字母刻着：

C. M.于特

私人侦查所

“我留下它。”于特对我说。

然后他锁了门。

我们沿着尼耶尔林荫道一直走到珀雷尔广场。天黑了下来，尽管已进入冬季，空气还很暖和。我们在珀雷尔广场绣球花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坐了下来。于特喜欢这家咖啡馆，因为它的椅子“和以前一样”饰有凹槽。

“你呢，居依，你有什么打算？”他喝了一口加水白兰地，然后问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