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译序（第2/3页）

这以后我们还谈了《金色笔记》中女主人公的政治信仰。莱辛告诉我，五十年代的英国，有很多知识分子信仰过马克思主义。

当然，作为《金色笔记》的中文译者之一，我没有忘记此次拜访的目的，于是再次提出请她为中文版的《金色笔记》写序的事。她明确地答复我，这个序她不便写：一个原因是她不懂中文，无法对译文下这样那样的断语；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金色笔记》在中国已经有一个译本。她说一九九三年去过北京，当时陪同的翻译告诉她：《金色笔记》的中译本一出版就印了八万册。

说来惭愧，我一个中国人，自认为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居然完全不知这个中译本的存在！我还向她一再申辩，这不可能是事实：译林出版社交给我翻译时，也以为是首译。她坚持说自己不会记错。为了说服我，她起身回书房找当年所记的日记；但日记没找着。她回忆说，当时陪同的翻译说过：书名译成了A Woman's Troubles，or The Life of a Woman什么的(1)。她希望我回国后帮她查一查这个elusive edition（令人困惑的版本）。我耐心地向她解释：在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之前，翻译都很随便。一九九三年后我们走上正规了。我还说，那个版本能扩大你在中国的影响，这也是好事啊。她笑笑说：她并不计较这种事，只是不满意随便改动书名：因为The Golden Notebook是小说整体的组成部分（原话是integral to the novel）。

时间不知不觉间已溜走一个半小时左右。虽然没有规定过谈话的时限，我觉得也该起身告辞了。为使这次拜访留下珍贵的纪念，我问她是否可以合个影。“Why not？”她爽快地说。我于是掏出背包里的傻瓜相机，先给她拍了两张单人照。要拍合影时，我显得有点为难。她马上向内室叫了一声，随即出来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屋子里没有别人）。我估计这男子是她的儿子。合影拍完后，莱辛回书房拿来五本她写的小说，一本本签上名，送给我。得到她亲笔签名的书，我真的很激动。随后她还递过两张价值三十英镑左右的购书券，嘱咐我自己去书店买希尼译的《贝奥武甫》（后来我用这两张购书券在剑桥书店买了一套Bevington主编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一本关于希尼的评论）。

回国后，我一直与莱辛保持通信联系。每年的圣诞节，我们总要互寄贺卡。一九九九年底，当她得知我并没有买到希尼译的《贝奥武甫》时，还给我寄了一本过来。我与刘新民合作翻译的《金色笔记》于二〇〇〇年八月出版，我寄了一本给她。二〇〇五年，她又寄给我五本书，其中一本是她的自传《在我的皮肤下》。

二〇〇五年是鸡年，我在给她的信中介绍了中国的十二生肖。她说她似乎听见了母鸡的咯咯叫声了。在那封信中，她还谈了她的身体状况。她给我的信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好像至今仍不会用电子邮件。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多丽丝·莱辛的名字从此将为中国读者所仰视，她写的书从此将拥有一个更大的接受群体。趁《金色笔记》再版之机，我对我们的译文作了认真的校订，纠正了其中一些错误，包括理解的，表达的，遗漏的，印刷的诸方面。这是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作者莱辛负责。

有必要说明一点：刘新民教授最近眼染小恙，他委托我校订他所译的部分。

许多读者都对我抱怨《金色笔记》不好懂。这种抱怨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它的内容包罗万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等，都是作者拷问或审察的对象；它的布局又像一个迷宫：“自由女性”为经，黑红黄蓝四本笔记为纬，编织成一张扑朔迷离的网，传统小说的叙述秩序与连贯性在这里已荡然无存；书中的人物一会儿是安娜，一会儿是爱拉，还有第三者的影子，你得理清“她们”之间的关系，判断“她们”是女主人公外在的自我呢，还是内在的自我，抑或只是分裂的人格的某一部分。《金色笔记》的语言，总体而论，是浅显易懂的日常口语，但在描写主人公分裂的人格时，又时不时地穿插着一些很艰涩难懂的文字。虽然平实的叙事是基调，但为了表明自己的文学立场，作者会讽刺性地模仿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夹杂一些极其抒情、诗化的语言（如“香蕉林的血迹”一节）。这是一部结构繁复、内容庞杂、语言多样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