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教育为自由（第2/6页）

斯金纳教授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他的论文《科学与人类行为》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但不幸的是，这些事实局限在小范围之内，于是，当他冒险进行概括时，其结论的不切实际，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理论家们一样彻底。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像赫伯特·斯宾塞一样，斯金纳教授对詹姆斯所称的“生理的力量”满不在乎，他只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把决定人类行为的基因问题一带而过。在他的著作中，他对体质医学的新发现不屑一顾，对体质心理学根本连提都不提，其实，依据这些（根据我的判断，只需要依据这些即可），都可以写一本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个人传记了，这本传记要与传主存在的相关事实紧密联系，包括：他的身体、气质、智力禀赋，他生活的直接环境（随时间变化而不同），他的时代、所处地理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文化。

人类行为的科学就像抽象的运动科学一样——在研究上是必要的，但是就研究本身来说，却完全与实际事物不相关。来比较一下蜻蜓、火箭和近破波，这三者可以说明相同的运动规律，但是其表现形式却并不一样，可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至少与它们之间的共性一样重要。其实，就其运动研究本身来说，这种比较几乎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

与此类似，行为研究就其本身来说，同样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比如个人的身心是如何呈现其“行为”的。但是作为身心俱全的我们来说，了解身心却非常重要。此外，我们通过观察和实际经历可以知道，个体与个体之间，其身心之差别可谓天上地下，而其中一些个体，其身心之强大，可以而且确实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环境。在这最后一点上，罗素与威廉·詹姆斯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我要说，几乎每个人（斯宾塞行为主义的信奉者们除外）都会同意威廉·詹姆斯的意见。

按照罗素的观点，历史变革原因有三：经济形势、政治理论、重要个体。他说：“我相信，这三者缺一不可；同时，三者中单独的一个是不能全面解释清楚历史变革发生的原因的。”

如此说来，假如俾斯麦和列宁幼年夭折，我们的世界将截然不同；正因为有了他们，世界才成为如今这般模样。“历史尚不是一门科学，只有通过歪曲和有意省略才能让它看起来像科学。”在真实的人生中，生活究竟是如何一日复一日地过下来，人们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所以，只有在理论上才能说“人们宣称个人所做的贡献，如今看来几乎等于零”，而在实际中，任何个人都是重要的。当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做成了，请问究竟是谁做的？是谁的眼睛和耳朵在感知事物，是谁的大脑皮层在思考，又是谁拥有积极的情感和坚强的意志去克服困难？显然不是什么社会环境，也不是什么群体——因为群体并不是一个有机体，仅仅是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组织。

任何一个社会里，每一件事情都是由个人来做的。这些个人当然会受到当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古人的图腾和道德观加上正确的信息和错误的信息一起代代相传，并通过口传或书面文字的方式保存在个体身上。但是不管个人从社会中获得任何东西（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不管个人从属于某个团体的个人那里获得什么东西，或从他人——无论是生者死者——编辑的符号文献中获取什么东西），他使用此物的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包括他独特的感受、他的生物化学的构造情况、他的体格和气质——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科学解释再丰富，解释范围再广，也不能解释清楚这些不证自明的事实。我们务必记住，斯金纳教授视人为社会环境的产物，但这个世上不是只有他一人才能对人类做科学的描述。这里便有一人，乃是罗杰·威廉姆斯[6]教授，他对人类行为的描述，不是将其抽象化，而是视其为身心的共同作用，每个人身心的发展，部分源于与他人共存的环境，部分则源于个人独一无二的遗传性。在《人性之边界》和《自由但不平等》两书中，威廉姆斯教授以翔实的证据，论述了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差异，这种差异，华生博士认为“纯属无凭无据”；而其重要性则被斯金纳教授一笔抹杀——“几乎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