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4/5页）

在对技术的描述方面，赫胥黎可谓极尽恐怖之想象，以至于“他的作品给现代知识者造成极深的印象，只要提及技术，人们便会生发复杂的敌意。”

配合科技手段，万邦国还建构了“主福特纪念日”“社群赛歌会”“团结仪式日”等群体活动，它们是非暴力的，但一定是强制的。小说中提及伯纳德·马克思参加了一场“团结仪式日”，在《团结圣歌》的音乐中，在索玛的药效刺激下，参加者皆进入痴狂的境界：“他们绕着圈走，一支圆形的舞者的队伍，每个人都将双手放在前面一人的屁股尖上，转呀转，一起高叫，一起随着音乐的节奏跺脚，敲打着前面人的屁股。”于是众人陷入迷狂、纵欲，直至达到仪式的目的，以小说中的文字言，即是：“为一己之泯灭”。

所有这些技术手段和群体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全体的幸福。这幸福似乎达到了，看起来这套社会体系完美无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揣摩文字，却能看到那完美的表层之下，何尝不是千疮百孔呢？

我们需知，这套社会体系真正的敌人其实就是个人。睡眠教材中有句名言：“当个体自作主张，社群将蹒跚混乱。”揭橥了万邦国对个人的真实态度。

小说中的人物穆斯塔法·蒙德放弃了“个人性”，成为了元首；伯纳德·马克思虽然最终因恐惧而放弃了抵抗，但他一度也具有“个人性”，他开着飞机带着列宁娜悬停于大海之上，在列宁娜的恐惧中，他喊出了独立的声音：

“似乎我原本可以是一个更像我的人，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一个更纯粹的自己，而不是彻底成为别的事物的一部分，更不是社会肌体内一个小小的细胞。”

这种“个人性”的觉醒，使伯纳德·马克思变成了人们眼中的怪人，一个孤僻的人。而亥姆霍兹则是因为精力太过旺盛，同样发展了“个人性”：“因为感到自己多才多艺，而一样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和孤独。”他甚至写作了关于孤独的一首绝妙的歌谣。至于野人约翰，他的孤僻更其了得。造成他孤独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他游历的两个主要空间里，他无一不是主流之外的人。在印第安村落，他因为外来人的身份，而被拒绝于印第安人的社群之外，在那里，他深深感到孤独的存在：“孤独，永远是孤独”；在万邦国，他因为自身携带了异质的文化，与万邦国的社会体制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而在荒郊野外，当人们欣赏其自我鞭笞时，他内心的高贵最后崩溃，居然与他蔑视的人群同流合污，当其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个人性”消失之后，便不得不杀了。小说的最后，约翰上吊而死：

缓缓地，缓缓地，像罗盘上两个指针般，不急不慢，从容不迫，那双脚向右边荡去，先是北边，然后是东北方向，然后是东边、东南、南边、西南，然后停住。几秒之后，又是不急不慢、从容不迫地向左边荡去，西南、南边、东南、东边……

这是一个绝妙的场景。

鲁道夫·B．苏墨（Rudolf B.Schmerl）就此评论说：“死亡朝向所有方向。万邦国的幸福和谐本质上不过是死亡之呈现罢了。[2]”

1946年，赫胥黎在新版《美丽新世界》的前言中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在1932年）我冒出一个想法，觉得人类有天赋的自由，却选择成为疯子或癫子。这想法我自觉有趣，但……恐怕也极可能是事实。”

赫胥黎的悲观一览无余。

但正如前文所言，赫胥黎的这种悲观，实际上是慈悲。他念念难忘的，还是将人类的未来分析清楚，并期望能找到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

1958年，赫胥黎出版了《重返美丽新世界》，此书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仅更加清醒地预感到极权社会的出现：“极权社会恭候人们莅临，就在下一个街角”，而且还对这个未来的极权社会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它既是对《美丽新世界》思想的深入解释，有助于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又超越了小说的思想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