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纯真博物馆（第2/4页）

普鲁斯特喜欢并谈到过这个画家，因此我在巴黎的最后几天去了古斯塔夫·莫罗博物馆。我去那里既是为了芙颂的那些画，也是为了打发时间。我无法喜欢莫罗的那些古典风格、矫揉造作的历史画，但我喜欢他的博物馆。画家莫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把他度过了人生大部分时间的家，变成了一个死后将展出上千幅绘画的博物馆。他把自己两层楼的画室和旁边的家变成了博物馆。当家成为博物馆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回忆的家，一个“感性”的博物馆，里面的每个物件都会因为富有含义而熠熠生辉。当我踩着嘎吱作响的地板，走在空无一人、所有门卫都在打瞌睡的博物馆的展厅里时，我沉浸在一种几乎能够被我称之为宗教的情感里。（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我又去这个博物馆参观了七次，每次我都感到了同样的敬畏。）

回到伊斯坦布尔后，我立刻去找了内希贝姑妈。我简短地跟她讲了去巴黎和参观博物馆的事情。坐下吃晚饭后不久，我立刻跟她说了脑子里的想法。

我轻松地对她说，就像一个久病的人笑对已经能够摆脱的老毛病那样带着微笑：“内希贝姑妈，你们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从这个家里拿走东西。现在我要拿走这个家，整栋楼。”

“怎么拿？”

“请您把整个这个家、这栋楼带着所有家具卖给我。”

“那我怎么办？”

我们半玩笑、半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了一些动听的话，类似“为了纪念芙颂，我要在这个家里做一些事情”。我也谈到了内希贝姑妈独自一人在这个家里不会幸福的话题。我还说如果愿意，内希贝姑妈可以永远不离开这个家。内希贝姑妈听到“独自一人”后哭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我在尼相塔什，在他们原来住的库于鲁·鲍斯坦街上为她找到了一套很好的单元房。

“在哪栋楼里？”她问。

一个月后，我在库于鲁·鲍斯坦街上最好的地方，在他们以前住的那套房子的前面一点（就在那个曾经对芙颂动手动脚的卑鄙·大叔杂货铺的正对面），为内希贝姑妈买下了一套大房子。内希贝姑妈则把楚库尔主麻的房子，连同一层和房子里面的所有家具给了我。那个为芙颂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朋友建议我去为家具做一个公证，我照办了。

内希贝姑妈一点也不着急搬去尼相塔什的新房子。在我的资助下，她像一个慢慢准备嫁妆的年轻姑娘那样为新家买家具，装电灯，但每次见我她都会笑着说，她永远无法离开楚库尔主麻的家。

她总是说：“凯末尔，我的儿子，我放不下这个家、我的回忆，我们怎么办？”

我就对她说：“那么，内希贝姑妈，我们就把这个家变成一个展示我们回忆的地方。”

因为我出去的时间越来越长，因此我也更少见到她了。我不断去旅行，是因为我还不完全清楚该如何处理那个家、家具和芙颂的所有那些我甚至不忍心看的东西。

我对巴黎的第一次拜访，为我以后的旅行提供了经验。每到一个新城市，我都会先去一个早在伊斯坦布尔订好，靠近市中心、老的但舒适的酒店住下，随后我会根据事先从书籍、旅游指南上掌握的信息，像一个认真完成作业的好学生那样，不慌不忙、一个不落地去逛遍城市里的每一个重要博物馆。我去跳蚤市场、卖各种小玩意和摆设的小店、古玩店转悠，买下和我在凯斯金家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盐瓶、烟缸、开瓶器，或是一样我喜欢的东西。无论是在里约热内卢，还是在汉堡、巴库、东京，或是里斯本，无论我在哪里，到了晚饭的钟点，我都会去偏远的街区、后街走很长时间，我希望能够透过开着的窗户，看到房子的里面，看见那些坐在电视机前吃饭的家庭。就像在芙颂他们家那样，我希望能够看见在厨房里做饭的母亲、孩子、父亲、年轻的已婚女人和让人失望的丈夫，甚至是爱上这家女孩的远房富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