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破碎的生活

宵禁时间推迟到11点后一星期，一天晚上，离宵禁时间还有半小时，费利敦回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以电影为由，说夜里睡在片场就不回家了。他喝得酩酊大醉，显然他的情绪很坏，很痛苦。看见坐在餐桌上的我们后，他强迫自己说了一些客套话，但没能坚持很久。当他的目光和芙颂的相遇时，像从一场旷日持久的艰苦战争中溃败而回的士兵那样，他没说太多话就去了楼上的卧室。芙颂本该立刻起身跟丈夫上楼的，但她没那么做。

我直视她的眼睛，仔细观察着她的一切。她也知道我在观察她。她点上一根烟，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样慢慢地抽着。（她不再像对塔勒克先生害羞那样，扭头往旁边吐烟了。）她若无其事地掐灭了烟。而我也陷入了无法起身告辞的危机。我以为已经被我抛在身后的这个毛病又严重复发了。

11点差9分，当芙颂又把一根萨姆松烟——用一种稍微变沉重的动作——放到嘴上时，她仔细地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眼。我们用眼神瞬间向对方讲述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以至于我觉得我们仿佛已经交谈了一整夜。于是，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用我的打火机为她点着了烟。芙颂用土耳其男人只有在外国电影里才能看见的一个动作，瞬间握住了我拿打火机的手。

我也点了一根烟，就像没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那样，我慢慢地抽完了烟。每时每刻我都感到了宵禁时间的临近。内希贝姑妈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她因为对事情的严重性感到了害怕，所以一声也没吭。塔勒克先生当然也认识到了这种奇怪的状况，只是不知道该对什么视而不见。11点过10分，我离开了他们家。我认为，就是在那天夜里我明白，自己将会和芙颂结婚。因为明白芙颂最终会选择我，我是那么开心，以至于我忘记了宵禁后上街不仅会让自己，也会让切廷遇到危险。切廷在泰什维奇耶的家门口让我下车后，会把车停到前面的诗人·尼伽尔街上的一个车库里，随后从后街不让任何人看见走回附近的一夜屋街区的家里。那夜，我像个孩子，幸福得无法入眠。

七个星期后，《破碎的生活》在贝伊奥鲁的萨拉伊影院举办了首映式，那晚我在楚库尔主麻和凯斯金他们在一起。其实，芙颂作为导演的妻子，我作为制片人（柠檬电影公司的大半个股东是我）是应该去出席首映式的，但我们俩都没去。芙颂本来也不需要借口，因为她和费利敦一直在吵架。她的丈夫整个夏天很少回家，很有可能是和帕帕特亚生活在一起。他每隔两星期回到楚库尔主麻的家里一次，每次也都是为了回来拿一两件东西，衬衫或是书。这些情况我是间接从内希贝姑妈一些含蓄的谈话里知道的，尽管我很好奇，但我从来没敢提这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我从芙颂的眼神和状态里明白，她禁止当着我的面说这些事情。但我还是从内希贝姑妈那里得知，有一次费利敦回来时和芙颂吵架了。

我猜想，如果我去了首映式，芙颂一定会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她会为此很伤心，一定会惩罚我。然而，另外一方面，作为电影的制片人，我当然是应该去出席首映式的。那天吃完午饭，我的秘书泽伊内普女士应我的要求往柠檬电影公司打了电话，她说我母亲病得很厉害，那天我不会出门。

在《破碎的生活》即将第一次和伊斯坦布尔的电影爱好者和记者们见面的钟点，外面在下着雨。我没让去泰什维奇耶家里接我的切廷走托普哈内，而是绕道塔克西姆和加拉塔萨拉伊再去凯斯金家。当车从萨拉伊影院前面经过时，透过被雨打湿的车窗，我看见了几个为去首映式而打着雨伞、穿着时尚的人，用柠檬电影公司的钱做的一两张海报，但这些一点也不像我几年前幻想的那场为芙颂主演的电影举办的首映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