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沙多—吉里[1]

在法国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是沙多—吉里,我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是沙多—吉里,一年零一两个月。五十年来我做过不少沙多—吉里的梦,在事繁心乱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那个小小古城里度过的十分宁静的日子。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在这里写成的,是从这里的邮局寄出去的。我头上的第一根白发也是在这里发现的,是由这里的理发师给我拔下来的。[2]我还记得那位理发师对我说:“怎么就有了白头发,您还是这么年轻呢!”我在小说里说他是老年的理发师,其实他不过是中年人,当时我年轻,因此把年长于我的人都看得老一些。那个时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学里,中学的看门人古然夫人[3]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对我非常好,他们是一对老人。在学校里我收到外面的来信较多,那些信都是古然夫人亲手交给我的。我和两个同学在沙多—吉里度过第二个暑假,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在传达室里用餐,古然夫人给我们做饭,并且照料我们。这三四个星期,学校里就只有我们和他们夫妇,别的人都休假去了。总学监还在城里,但也只是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走走看看。在我的脑子里许多熟人的面貌都早已模糊了,只有古然夫妇的慈祥的面颜长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总觉得我有一张他们老夫妇的合影,可是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后来才明白这只是我的愿望和幻想。

我留在沙多—吉里最后那些日子里,每天在古然夫人家(也就是传达室内)吃过晚饭,我们三个中国人便走出校门,到河边田畔,边走边谈,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闪光的时候。我们走回校门,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里,听到她那一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一九六一年我回忆沙城生活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在我靠边挨斗的那一段时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到处遭受白眼之后,我的心需要找一个免斗的安静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异国的墓园,这正好说明我当时的穷途末路。沙多—吉里的公墓我是熟悉的,我为它写过一个短篇《墓园》。对于长时间挨斗的人,墓园就是天堂。我不是说死,我指的是静。在精神折磨最厉害的时候,我也有过短暂的悲观绝望的时刻,仿佛茫茫天地间就只有一张老太太的脸对我微笑。

但是这些都过去了。经过十年的考验,我活了下来,我还能够拿笔,我还能够飞行十七个小时。我居然第二次来到沙多—吉里,我居然重新走进拉封丹中学的大门。我走进五十年前的大饭厅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

饭厅的外形完全没有改变,只是设备更新了。我进了每天经过多少次的厨房,我过去住在大饭厅的楼上。厨房里焕然一新,从前的那张长桌和那把切面包的刀不见了。有一次在假日,我用那把刀切别的东西,割伤了左手的小指头,到今天刀痕还留在我的手指上。经过厨房我上了楼,临窗的甬道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我住过的房间改小了[4]。当时住在紧隔壁的就是那位学哲学的朋友,他现在是华中师范学院的教授,他听说我到了法国,却想不到我“会去拉封丹中学大饭厅楼上我们同住过的宿舍”。两个房间都是空空的,好像刚刚经过粉刷或者修整。我手边还有着一张五十一年前的旧照;我的书桌上有成堆的书。我在房门外立了片刻,仿佛又回到那些宁静的日子。我看见自己坐在书桌前埋着头在练习簿上写字,或者放下笔站起来同朋友闲谈。我又走下楼,走到后院,到枝叶繁茂的苦栗树下,过去我起得早,喜欢在这里散步,常常看见那个在厨房劳动的胖姑娘从校长办公室里推开百叶窗,伸出头来微笑。我又从后院走进有玻璃门的过道,从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书在过道里边走边读,几次碰到留小胡子的总学监,他对我的这种习惯感到惊奇。然后我又走到学生宿舍楼上的房间,另一个中国同学曾经在这里住过,也是我当时常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