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毒草病”[1]

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我不想现在就谈曹禺。我只说两三句话,我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许久,头两场写得多么好,多么深。孙美人这个人物使我想起许多事情。还有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过一个戏(《桥》),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回来后也没有续写。第二幕闭幕前炼钢炉发生事故,工程师受伤,他写得紧张,生动,我读了一遍,至今还不能忘记,我希望他,我劝他把《桥》写完。

我呢,自己吹嘘也没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认我不是艺术家,今天我仍然说:“我没有才华。”而且像某某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所说我写的都是破烂货,只有在解放后靠“文艺黑线”吹捧才出了名这一类的话,还可以作为参考。不过有一点得说明:事实证明所谓“文艺黑线”是“四人帮”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文艺黑线”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称为“邪书十四卷”。这不足为怪,因为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视,就是不“正”的东西。靠了读者的保护,“破烂货”居然“流传”下来,甚至变成了《文集》。有人把它们当作“肉中刺,眼中钉”,也是理所当然。再说集子里的确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它们并不是毒草。我不只讲过一次:我今后不会让《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种单行本我倒愿意。不印的书是我自己认为写得不好,艺术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等等,等等。但它们也绝非毒草。

我一再提说“毒草”,好像我给毒蛇咬过看见绳子也害怕一样。二十年来天天听说“毒草”,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在“四害”横行的时期,我写了不少的思想汇报和检查,也口口声声承认“邪书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难道我们这里真有这么多的“毒草”吗?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后种了一些花树,二十年来我天天散步,在院子里,在草地上找寻“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药”,一棵毒草也没有!倘使我还不放心,朝担忧,夜焦虑,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来,那就只有把草地锄掉,把院子改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年来我有不少朋友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种种奇怪的恐怖病(各种不同的后遗病)。我担心自己会成为“毒草病”的患者,这个病的病状是因为害怕写出毒草,拿起笔就全身发抖,写不成一个字。

我不是艺术家,也没有专门学过文学。即使因病搁笔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1月22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