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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的时候，乔治·布兰迪和几个幸存者，决定用当年他们的同伴在《先锋》杂志的文章上写的话，作为书名：“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

在书的最后，是艾辛格教授带领的特莱津L417宿舍一号房间的孩子们的名单。一共是九十二个孩子，在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绝大多数都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只有十五个孩子侥幸活下来。在特莱津，这个房间的孩子是存活比例最高的，原因是他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男孩，可以是劳动力了。

一万五千名曾经生活在特莱津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

在战争结束以后，哈斯和死去的弗利塔收藏画作的铁皮箱，从土里被重新掘出，他们的画，都被保存下来了。那些被人们藏在板壁中、藏在阁楼里的画，都被陆续找出来了。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维利·格罗格，那个当年和女艺术家弗利德一起在阁楼里藏下孩子们画作的女管理员，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将近四千五百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纳粹曾经夺去了孩子们的名字，只容许他们有一个编号。在特莱津，弗利德自己不再在画作上签名。却坚持要求孩子们，在画作上签上他们的真实姓名。这四千五百张画作，绝大多数，都有孩子们自己的签名。

多年以后，面对这些画作，捷克总统哈维尔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我不止一次地面对这些由特莱津孩子们提供的、关于他们的经历、渴望和梦想的证明。他们把我带回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家被纳粹占领、世界在战争之中。我作为一个小男孩，遇到了恐惧、羞耻和挑战。这些画也在唤醒我，那些我或许是无能为力的事情，却使我确实感到羞愧：事实是，我的犹太人同学们被赶出了学校，他们被迫在外套上佩戴区别于他人的六角星，他们被遣送集中营，最后，我活了下来，而那些和我一样的孩子们，却没有能够幸存。

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因弗利德鼓励他学会的木工手艺而躲过一劫，从集中营幸存下来。巴维尔后来再婚。弗利德在进入特莱津之前的画作，在巴维尔一九七一年去世后，由他的孩子们保存。

弗利德在特莱津集中营的部分作品，成为美国洛杉矶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收藏。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可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维利·格罗格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人们终于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文化。不仅是一部音乐歌剧的演出，不仅是教会孩子写一首诗、引导孩子们办一份杂志，这是一种信仰的表达。在特莱津，艺术家在坚持正常的创作和教学，学者在坚持他们的学术讲座；艺术家们，不仅为集中营的孩子们，也为生活在今天和以后世界的人们，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维护宁静心灵和智慧思索的必要。

将近四千五百张由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津创作的绘画作品，现在被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