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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曾经利用他们的能力，做一些宿舍改建的设计和其他相关的工作。所以，他们几个更容易通过工作，得到一些在特莱津非常紧缺的纸张。他们确实是有意识地在用画笔作记录，他们经常相互说着“暗语”：把这个“写”下来！他们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就像弗利德每堂课后都很小心地把孩子们的画藏起来，他们也很小心地随时把画藏在夹壁墙的间壁之中。弗利塔还弄了一个铁皮箱，在里面藏他们的画。在装满以后，他们把铁皮箱埋进了土里。

四个冲锋队的高层官员，开始了对四名艺术家的侦讯。一开始，他们还和艺术家们谈哲学和艺术史，试图在松懈的气氛中，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特莱津内部有没有政治组织？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有谁在帮助这些艺术家？他们要找出更多的牺牲品。艺术家们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

失败的审讯终于使得冲锋队官员失去了耐性。在一声大吼之后，是突然的冷场。多年以后，哈斯回忆说，“他们突然撇下我们离开，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再也休想回家了。”不久，来了满卡车的冲锋队员，在卡车上，他们看到了特劳勒、斯特拉斯和他的妻子、布洛克的妻子和他们才五岁的女儿、弗利塔的妻子和他们三岁的儿子托马斯、还有哈斯的妻子。

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乌加是一个性格很敏感的人，他突然哭了。他们都明白，他们前面就是死亡。

在艺术家们被押上车的时候，有一个囚徒恰巧看见，当她知道他们是因为绘画而被抓的时候，她赶紧回去，消息传开了。只要是有画的人，都在紧张地把自己手头的画用各种方式藏起来。

装着艺术家和他们的家属的车子，开始发动了。不知是谁，轻声说，“假如往左开，是带我们去布拉格。假如往右，就是去克莱·费斯屯了。”大家都知道，与特莱津一河之隔的集中营的监狱克莱·费斯屯，那是一个炼狱。在特莱津，人们都说，“没有一个犹太人能活着从克莱·费斯屯出来的”。

车子在往前开，然后，向右转去。

他们总共是十三个人。在进入克莱·费斯屯之后，他们被命令站了几个小时，然后，男人、女人和孩子，被分在不同的监房。一个从克莱·费斯屯幸存的清教徒牧师后来回忆说，在监狱里，处境最可怕的就是犹太人了。他看到犹太人“有时甚至被强令相互殴打，直到其中一人倒下死去。”只要走出囚室，他们就暴露在冲锋队员面前，随时可能被殴打，“只有被锁在小小的囚室里的时候，才感到更‘安全’一点”。他目睹了这些艺术家囚徒和他们的家属进来。他记得，布洛克在进来几天之后，就死于冲锋队员的酷刑之下。

为了逼供，冲锋队每天对他们酷刑折磨。斯特拉斯已经七十多岁了，在克莱·费斯屯，他被殴打得很厉害。几个月后，他和妻子都被送进了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在这个案子中，特劳勒还不算是最重要的审讯对象，他在三个月后，被送往奥斯威辛。

哈斯一边受审，一边还在服劳役，在做苦工的时候，他的腿受伤后严重感染，最后，他的腿部感染是被一把生锈的剪子“处理”的。最后，哈斯、弗利塔和乌加，都被送往奥斯威辛。在他们被送走的时候，哈斯每次上厕所，都需要别人扶着他去。弗利塔比哈斯小八岁，当时只有三十五岁。可是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几乎不能自己行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到达奥斯威辛的八天之后，弗利塔就死了，在最后的时刻，只听到他喃喃地说，“我累……，我累了……。”为了绘画，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