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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八岁的弗利德结婚了，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经过多年孤独的长途跋涉，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暖暖灯光，蒙蒙的窗帘后面，有了一份单纯的感情和期待。

并非只有弗利德凭着自己的本能，理解自由的艺术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意义。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有两个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一个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画廊，展览名为“德国艺术的伟大展出”。另一个画展的展出场地在仓库，主题是“堕落艺术展”。通过这样“黑画”的具体展出，希特勒试图让民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思维，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容忍。在“黑画展”开幕的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希特勒赞赏吹捧的那些画家已经被人们忘记，而那个“黑画展”的作者，包括Otto Dix，Ernst Ludwig，Oskar Schlemmer，George Grosz，Ernst Barlach，德国印象派画家和一些德国的犹太人画家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今天被人们记住和重新认识。

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国占领奥地利。当时的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都站在了纳粹一边。一九三九年初，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已经在纳粹的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国纳粹在这个夜晚，大规模地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满地都是闪亮的碎玻璃，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被尽数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进一步逃亡的准备，周围是一片惊慌的气氛。不论是已经逃离，还是在准备逃离，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

可是，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噩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她以前的合作同伴已经逃亡到伦敦，来信希望她去；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她手里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了。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丈夫留在一起。她坚守的是自己的一个世界。她没有清晰高扬的目标，只是顺从自己已经成为本能的逻辑。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开始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Hronov），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弗利德。一九四〇年，住在伦敦的美术经纪人，提出要展出弗利德的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八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幕，展出了她的风景、静物和花卉，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到伦敦出席。

随着德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逐步占领，情况在恶化，针对犹太人的法规越来越严苛。一九三九年，弗利德和巴维尔失去了工作。一九四〇年，他们进一步转移到罗诺弗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弗利德开始鼓励巴维尔学一门木匠手艺，以应付不可知的未来。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他们又被迫几次搬家。他们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气和希望，还倚仗着当地一些非犹太居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