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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杂志刊载孩子们自己的诗、文章，还有人物专栏“我们中间的一个”。杂志有孩子们自己设计的封面，和自己画的插图。当然，在纸张都是违禁品的集中营，他们只是小心地抄写、粘贴出这独一份的手工杂志。那是一份“周刊”，像模像样，他们还在封面上写上“定价”，就像是一本“真的”杂志。在完成之后，他们骄傲地在星期五的晚上，给孩子们朗读杂志的内容，他们小心地翻阅，然后宝贝似的珍藏起来，一期，又一期。

在《先锋》杂志上，还有“文化报告”。在一个“文化报告”中，小记者报道了一个犹太囚徒，奥地利盲人艺术家布瑟尔德·奥德纳（Berthold·Ordner）来到孩子们的宿舍，给他们带来了几件艺术品，那是他在集中营用捡来的废铁丝，精心制作的动物和人物造型。小记者写道：“那真是了不起，一个在二十五年前失去视力的人，能够顽强地记忆，记住动物和人的形体，还能如此精确和写实地用铁丝把他们塑造出来。”报告还记述了他给孩子们作的精彩艺术讲座。他的创造力，他顽强的生命力，都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孩子在杂志上写道：“当世界上别的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房间，我们只有‘30厘米× 70厘米’的一个床位；别的孩子有自由，我们却生活得像是被锁链拴住的狗；当他们的衣柜里塞满了玩具的时候，我们在争取让自己的床头有一小块遮蔽的空间；你要知道，我们只是孩子，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或许，我们更成熟一些（这要感谢特莱津），可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

孩子们坚持一周一周地“出版”他们的杂志，因此留下了最宝贵的历史记录。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日，《先锋》杂志“出版”了总共将近八百页。杂志留下了孩子们的诗文，诗文留下了他们的感情和记忆，留下了他们特殊的童年。

这些孩子们的教师都有自己的故事。艾辛格教授有一个心爱的未婚妻。在他被遣送特莱津之后，她最后也被送到特莱津。在那里她也参加了照顾幼小孩子的工作。一九四四年，就在最后的日子里，特莱津将要面临大批遣送的消息传来。

由于担心遣送会把他们分开。他们决定在特莱津集中营结婚，期待婚姻关系使得他们在被遣送时，能够不分开。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他们在集中营结婚。那是一个令人终身难忘的囚禁中的婚礼。他们不想惊动别人，就一直瞒着这个决定。可是，艾辛格教授的孩子们，还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也瞒着老师，偷偷准备礼物和庆祝。特莱津没有鲜花，孩子们请每天去大墙外面干活儿的农工，偷偷运进了一些花朵。他们又一起省下口粮，请食堂偷偷地做了一个象征性的“蛋糕”。他们还想方设法找到一支钢笔，作为给老师的结婚礼物。艾辛格的妻子回忆说，他们经历了最感动的一刻。

婚后不久，大遣送就开始了。艾辛格的妻子坚决要求和丈夫一起被遣送。他们经历千辛万苦的旅途，抵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到达的当天，那里的惨状就窒息了他们生存下去的希望。他们看到饿得骨瘦如柴的囚徒们，他们无力地做着手势，祈求新来的囚徒，扔给他们一点食物。有一个人看不下去，就扔了一点食物过去。一个年轻的女孩跑出来捡，被冲锋队员当场一枪击倒，只见鲜血从她的脸上流过。这就是奥斯威辛。

他们抵达的当天就被分开，艾辛格教授的妻子很快又被送到另一个集中营服劳役。

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艾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