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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艾莉森说了两个提议，让我觉得非常担忧。

第一，她说想去教堂，但她要自己一个人去。

去教堂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但只身去就不一样了。搬来格洛斯特以后，因为家庭的缘故，我们常常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并不想将宗教强加于孩子，他们应当自由选择自己将来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觉得至少应该让他们接触信仰。因此，我们便常常全家人一起去教堂做礼拜。

她解释了原因。她说我们平时都是四个人去，现在最好不要三个人去；如果只身前往的话，她就可以对教堂的人说我身体不适，而她也不愿独自把孩子们拽上。而且她还说，她有很多想为之祈祷的事情。

然后，她又说了第二个提议：让我去参加布雷克的募捐派对。

显然，布雷克的秘书把派对详情给我们两个人都发了。跟我先前预料的一样，艾莉森一点儿都不想参加。但是，她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散心的好机会，我可以借机从家庭和工作的重压下逃离片刻，喘口气。她说：“出去走一走吧，跟布雷克好好玩儿，别再想这些烦心事儿啦。”她说得简单，真要做到谈何容易！

实际上，这两个提议我都不喜欢，但是我却都同意了。主要是因为我不知该如何拒绝。同时，我内心的惊惧又大大地加深了。

她想去教堂，真的纯粹只是想寻求精神安慰吗？

还是说，她要以此为借口，溜出去找保罗和爱玛？

整整一个上午，我一边陪着萨姆，一边绞尽脑汁地想这个可怕的怀疑究竟是真是假，然而却无能为力。

给萨姆做早餐时，我打开了厨房里的小电视机。电视上在放新闻，镜头给到了我姐夫上司的上司的上司安迪·惠普尔，他正在就自己所做的慈善事业接受采访。据马克姐夫说，惠普尔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公司的全部投资及时从股市撤出，转投避险领域，因此在金融业界声名大噪。其他公司都损失惨重，但是惠普尔联盟最大的一支基金却暴涨百分之二十八，创造了业内奇迹。

作为一个金融世界的投资大师，他长得很不起眼儿：身材矮胖，下巴肥硕，头发很短，发际线过高。

他给市中心的一个青少年会捐了两千五百万美元，为此，记者正在对他歌功颂德。我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却没听到他在说什么。我恍惚地想着他的钱。如果我有两千五百万，我能摆脱眼下的困境吗？金钱能让爱玛回家吗？

由此，我展开了更多的幻想。也许马克能帮我联系到惠普尔，然后惠普尔借给我一大笔钱，只要能保证爱玛平安归来，即使用余生来还上这笔债，我也心甘情愿。

又或者，两千五百万美元也无济于事？惠普尔有庞大的金钱资源，可我也手握司法权力啊！如果他遇到我的情况，会不会跟我同样一筹莫展？这世上真的有金钱和权力都买不到的东西吗？

等艾莉森从教堂回来之后，距离下午的募捐派对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匆匆地谈了谈有关萨姆的话题——他吃了什么，我们在家做了什么，他看起来好不好——然后我就出门了。

这次的募捐派对在纽波特纽斯的一个游艇俱乐部举行，名为“与议员共度周日——在午后的小型派对上邂逅布雷克·富兰克林”。虽然布雷克如今已是一名民主党人了，但他还是像共和党人一样通过举办派对来募集资金。

我到了以后，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名牌，上面写着“桑普森法官”。我知道他们只是想表示对我的尊重，可如果我有修正液的话，我肯定会把“法官”二字涂掉。在法院时，我不介意别人叫我“法官”。但是在其他地方，我还是更愿意用自己的本名“斯科特·桑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