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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看看萨姆，”我说，“然后再回来吃饭。”

“好。”她嘟囔着应了一声，我起身离开了厨房。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萨姆会如何面对这一切。没有了爱玛，他早上该怎么起床？如果他一时忘了，还等着爱玛叫他，那该怎么办？

我在起居室里找到了他，他正在用玩具汽车模拟一场赛车比赛，嘴里一边学着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一边还做着比赛实况解说。爱玛熊在一旁的沙发扶手上当观众。

“好孩子，你觉得怎么样？”我问。

“挺好的。”他说。

“睡得好吗？”我又问，因为我知道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大表现就是睡眠问题。

“还行。”他简单地答道。跟他妈妈一样，他也没有抬头看我。

我看了他一会儿，他似乎玩儿得很满足。

“我爱你，儿子。”

“我也爱你，爸爸。”

我觉得这样已经不错了，暂时也没法奢求更多。于是便返回厨房，端过艾莉森给我留的早饭，在餐桌边坐下。

“我已经给我的学校打过电话了，”艾莉森一边擦着厨房的柜子，一边说，“咱们俩得有一个人陪着萨姆，你显然是不行。我跟学校说要休一次长假。我不想以生病为借口，天天打电话临时请假。毕竟，他们也得计划一下，我不在的时候，要如何分配工作。”

“好。”我说。

“我还给孩子们的学校也打了电话，说双胞胎生病还没好。靠这个借口，至少能撑过这周。下周一，我再给他们打电话，就说我们打算自己在家教孩子学习。要想不引起怀疑，恐怕只有这一个办法了。我们不能让萨姆一个人去上学。”

“嗯，没错。”我说。

“还有，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有一家位于威廉斯堡[2]的实验室可以帮我们做DNA和指纹鉴定。如果我们肯多付点儿钱，他们能做加急鉴定，大约三周内就能收到结果。我打算把贾斯蒂娜的一些私人物品寄过去，让他们帮忙跟纸箱里的东西比对一下。当然，我只给他们信封、三明治包装袋之类的东西，绝不会让他们发现端倪。也许这么做根本没用，但是如果能做点儿什么，我会觉得好过一些。”

她勉强对我微笑了一下。这时，我才发现，她逼着自己做了多少事情。起床、做早饭、查找DNA鉴定的实验室，她之所以能在狂风暴雨中迎头而上，并非因为她已经不屈不挠地振作了起来，而是因为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强迫自己前进。

“你今天早上到底几点起床的？”我问。

“噢，我晚上几乎没睡。”说完，她就转移了话题，“那些关于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网站上说，要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生活，这一点很重要。按照上面的说法，其实我们应该送萨姆回去上学。既然现在不行，我们就得带他参加一些别的有益活动作为代替，比如出去玩儿、骑单车之类的。我打算今天带他去生物博物馆。”

弗吉尼亚州生物博物馆[3]就在附近的纽波特纽斯，那里有许多小动物，足以让孩子们享受一段快乐的时光。不过，动物的数量毕竟有限，一旦全看遍了，就没那么有趣了。

“这主意不错。”

“凯伦和珍妮会陪我们一起去。”

“好。”我说。

珍妮弗在医院上班，轮班制度跟一般的工作不同，而凯伦是家庭主妇，因此她们都有时间。对于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感激。艾莉森需要她们的陪伴。而且，能跟妈妈和姨妈们一起出去玩儿，萨姆也肯定很高兴。

“那我准备准备就出门了，”她说，“晚上见。”

她走过来，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脸，然后就上楼了。

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薄饼，一边忙着看手机，浏览昨天下午我突然消失后发来的邮件。前几封倒是无关紧要，可以暂时略过。突然，屏幕上闪过了一封邮件，显示发件人是约翰·E. 拜尔斯，关系亲近的朋友都叫他“杰布”。杰布·拜尔斯是里士满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联邦法院不是普通的公司企业，当然是不存在什么上司和老板的。然而，假如用这类概念打个比方的话，那么他就是我上司的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