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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探视的第三天，同事葛西三郎来了。葛西一进病房就嚷嚷开了：“什么呀，不是好好的嘛。还住着宾馆似的房问，真是白为你担心了！”他是跟我同一拨进工厂的，性格活泼，这点和我正相反。我说给大家添了麻烦很抱歉，他的腔掉和往常一样：“你根本不用在意，这种机会可难得有哦，休息个够就是了。这次休假是带薪吧？这么小气的厂子，这次还真让我没想到。”

“厂里情况怎样？有点变化没有？”

听我这么问，葛西沉下脸挠挠下巴：“老样子，什么都没变。”

“嗯……也是，这么短的时间，什么都不会变。”

“酒井他们在背地里动不动就说，要马上炒了工厂的鱿鱼、走人时要揍厂长一顿什么的。可酒井这家伙在我们看来没干什么大事，也没什么清楚的想法，只是装模作样掩饰自己混混日子罢了。”

“可不，还是老样子。”我叹气。

从去年开始，我们对厂长及其他上司越来越不信任，此前大家都闷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和上司关系恶化的导火线，是厂里生产的某种产业机械集中出了问题。我们机械师马不停蹄地奔赴客户那儿处理，结果发现，是机器附带的电源有问题，必须全部召回。具体产品缺陷并没公开，我们也被指示对客户要严守秘密。

我们连日来熬夜作战，问题看似解决了，但还有些地方总弄不明白。我们的疑惑有增无减。

出问题的电源是从某公司购入的，我们怀疑上头可能有人和那家公司扯不清。这并非只是简单的猜想，以前有过好几次类似情况，还有几次明显是和竞争对手串通一气，并且每次受命擦屁股的都是我们这些一线工人。

反抗是理所当然的，明显的是接二连三有人辞职，年轻人居多。还有些人暂时没辞职但在等待机会——葛西等人大概属于这一类。剩下的人整齐地分为两类：一种人无意辞职，但也没干劲；另一种人不管发生什么，都忍耐着默默工作。后者中的多数人是从厂里借钱买的房子。

我虽没借钱，但无疑属于后一种。我有时随大溜生上司的气，却没有勇气表明态度。这也是因为自己从职业学校开始受人帮助，从没想过其他道路，所以大家叫我“老实蛋”。

“我说阿纯，你赚老板的印象分可以，可别做间谍呀。”休息时大说上司坏话的老员工注意到我也在场时经常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不跟他们一起说坏话，只是默默听着的缘故。

有人问过我：“你就没有一点牢骚？你究竟在想什么，觉得这样下去行吗？”

我并非没有牢骚，也不是觉得这样挺好，只是一想到自己究竟能做什么，就觉得无力回天，于是日复一日、得过且过。

“可这样是不行的。”

听我唐突地来了这么一句，葛西一愣：“啊？”

“说厂里的事呢，总这样下去还是不行。”

“你小子说什么哪，人家正说电影呢，怎么一下子又回到前面的话题了？”葛西苦笑，看似吃了一惊，随即又恢复了认真的表情，“说得就是，这样不行，越来越离谱。”

“咱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越级上告？可工厂这么大，都不知道往哪儿告，并且告状得作好被炒的准备。”

“斩断万恶的根源固然重要，但我们首先该做的是改变自己，应该争取正当权利。如果因为上头胡作非为，自己就不好好工作，就和他们成了一丘之貉。”

“话是没错，可总提不起劲。”

我摇头：“这种事不能辩解。”

“嗯，也是，辩解不好。”

“先团结一致做该做的，然后找合适的机会题我们的要求。”

“像工会之类的吗？可咱们的工会是窝囊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