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第2/5页）

小黎黎说：“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上帝没有站在你一边。”

后来，金珍把写好的信请他过目时，老人似乎忘记自己曾说过的话，把一大段表达他遗憾之情的文字勾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转换到金珍本人头上，最后又交代说：

“把报纸上几篇相关的报道剪了，一同寄去吧。”

这是1951年春节前的事。

春节后，金珍重新回到课堂上，当然不是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也不是普林斯顿，而是N 大学。这就是说，当金珍把誊写清楚的信连同几篇硝烟滚滚的报道丢进邮箱时，等于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种前程丢进了历史的深渊里。用容先生的话说，有些信是记录历史的，有些信是改变历史的，这是一封改变一个人历史的信。

「容先生访谈实录」

珍弟复学前，父亲对他是回原年级还是降一级学的事情跟我商量过，我想虽然都知道珍弟成绩很好，但毕竟已辍学三个学期，加上大病初愈，人还经不起重负，怕一下回去上大三的课对他有压力，所以我建议还是降一级的好。最后决定不降级，回原班级学，是珍弟自己要求的，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说的一句话。他说：

“我生病是上帝在帮我逃避教科书，担心我变成它们的俘虏，失去了钻研精神，以后什么事都干不了了。”

有意思吧，简直有点狂是不？

其实，以前珍弟对自己一向是比较低看的，一场大病似乎是改变了他。不过，真正改变他的是书籍，大量的课外书籍。他在家养病期间，几乎把我和父亲的藏书都看了，少说是都摸了。他看书很快，也很怪，有些书他拿在手上翻几页就丢掉了，有人因此说他是用鼻子看书的，一度还有人喊他叫闻书先生。这肯定是夸张的说法，但他看书确实很快，大部分书在他手上都不会过夜的。看书快是和看书多联系在一起的，看的多了，见多识广了，也就快了。再说他看多了课外书，对教科书上的东西简直没兴趣，所以经常逃课，连我的课都敢逃。复学后第一学期期末，他旷课率之高跟他的成绩一样令人瞩目，全年级第一，是遥遥领先的第一。还有一个遥遥领先的是他在图书馆的借书量，一学期借书达200 多册，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经济、艺术、军事，反正五花八门的，什么书都有。就这样，暑假时，父亲带他到阁楼上，打开储物间，指着希伊斯留下的两箱书，说：

“这不是教科书，是希伊斯留下的，以后没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过了一个学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间，同学们都开始忙做毕业论文的事。这时，系里几位教珍弟专业主课的老师都跟我谈起，说珍弟做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有些问题，希望我出面做做他工作，让他换个选题，否则他们是无法做他论文的指导老师的。我问是什么问题，他们说是政治问题。

原来珍弟确定的论文选题内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数学家格。伟纳科的数字双向理论基础上的，从选题学术性上讲，可以说是对数字双向理论的模拟证明。而伟纳科当时是科学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据说他门前贴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随共产主义者不得入内。他还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慷慨激昂地激励美军士兵打过鸭绿江。虽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主义之分，但伟纳科个人强烈的反共色彩给他的学术理论也笼罩上一层森严的政治阴影，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他的理论一般不予承认，不提，提了也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的。现在珍弟想证明他的理论，显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风险。

然而，父亲不知是犯了知识分子的毛病，还是被珍弟列在提纲里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并希望他出面劝说珍弟改换选题的情况下，他非但不劝说，反而主动请缨，亲自当起珍弟论文的指导教师，鼓励他把选题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