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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大街上的“巴布亚大道”是间低矮、生意清淡的小酒馆，塑料天花板上有带监狱风格的条纹灯光，困在木料横板之间。几年前这里曾发生爆炸，没人记得为什么。宽阔的窗户开向巴布亚大街，直面大海。一张长桌边，一个下巴肥厚的男人在穿黑西装、戴墨镜的保镖保护下，对着电视摄像机大吹大擂。大熊坐在他自己的空间里，看他自己的报纸。周围的桌子空无一人。他穿着P&B的条纹休闲外套，头戴一顶从精品区花六十美元买来的巴拿马帽。闪亮墨黑的海盗胡子看来像刚洗过，刚好配他乌黑发亮的眼镜框。

“你打过电话来，泰迪。”潘戴尔提醒着。他已经在报纸后面坐了一分钟，却没有任何动静。报纸心不甘情不愿地放下。

“干吗？”大熊问。

“你打电话，所以我来了。外套看来挺好的。”

“谁买了稻米农庄？”

“我的一个朋友。”

“阿布瑞萨斯？”

“当然不是啰。”

“为什么当然不是？”

“他快破产了。”

“谁说的？”

“他说的。”

“也许你付钱给阿布瑞萨斯。也许他替你干活儿。你和阿布瑞萨斯搞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们一起贩毒，像他老爸一样？”

“泰迪，我想你是疯了。”

“你拿什么付卢尔德的钱？你吹嘘的‘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是谁？竟没分卢尔德一杯羹？这实在让人作呕。怎么会想出这种荒唐的点子，在铺子楼上开间会客厅？你出卖给什么人啦？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个裁缝啊，泰迪。我替绅士做衣服，而且我生意兴隆。你打算替我做免费的宣传吗？不久前《迈阿密先驱报》上有篇报道，不知道你看见没。”

大熊叹口气，声音一点活力都没有。就算最初曾有过同情、怜悯与好奇，也早就流失殆尽了。“我来解释新闻业的基本原则吧。”他说，“我有两种赚钱的方法。第一种，别人付钱让我写故事，所以我就写。我痛恨写，可是我得吃饭，我得要钱养我的嗜好啊。另一种方式，别人付钱要我别写故事。对我来说，这种方式比较好，因为我不必写任何东西，一样可以拿到钱。如果我牌玩得更好些，靠着不写东西，我可以比写东西赚到更多钱。还有第三种方法，这个我不喜欢，我称之为我的最后手段。去找政府里的某些特定人士，提议出卖我所知道的事。可是这个方法让我很不满意。”

“为什么？”

“我不喜欢暗中交易。如果我是和普通人交手——比方你——或和那边那个人——我知道我可以毁了他的声望，他的生意，或他的婚姻，而且他也知道，所以那个故事就有价格，我们可以达成协议，这是很普通的商业手法。可是，如果我去找政府里的某些特定人士”——他不以为然地摇摇颀长的头，非常轻微地——“我不知道对他们来说值多少钱。他们有些人很精明，有些却很笨，你不知道他们是不在乎还是不告诉你。所以就要虚张声势，再吓唬回来，很浪费时间。也许他们也会用我的档案来威胁我，把我打倒。我不喜欢这样浪费我的生命。你想要做生意，就快快给我一个答案，省得我麻烦。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因为你有个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任你摆布，所以在客观衡量你的财力时，当然也应该把他列入考虑。”

潘戴尔有股冲动，想把他的微笑按顺序一一整理好，先是一边，接着是另一边，然后是脸颊；等他容许这些部分全集中一致的时候，就轮到眼睛了。最后是他的声音。

“泰迪，我想你在耍欺负老实人的老把戏。你一面告诉我说‘飞吧，飞吧，全都泄露啦’，然后一面盘算，等我赶往机场的时候，就搬进我的房子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