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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说我有的吧？”她猛然在我肩上打了一拳，害得我差点儿撞在涂得通红的大垃圾桶上。

“开玩笑，”我刹住车说，“大人们之间常开玩笑，也许那玩笑不怎么文雅，但你总要适应才行。”

“哦。”

“滑稽！”

我停止鹦鹉学舌，把车最后开出车场。

“不过可不能像刚才那样冷不防地打开车人哟，这回不跟你开玩笑。”我说，“那样会撞在什么上面，两人同归于尽。这是男女约会的第二条常规，要平安无事地活下去。”

雪“唔”了一声。

归途车中，雪几乎没有开口，浑身瘫软地靠着座席背，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有时看上去似已睡着。她睡与没睡无多大区别。已经不再听磁带。我小心放上约翰·科尔特伦的民谣，她也没有抱怨，甚至根本没注意是何声响。我一边小声随之哼唱，一边驱车疾驰。

从湘南夜回东京，路上相当单调。我全副神经集中于前车的尾灯，也没说什么。驶上高速公路后，雪欠身坐起，不断咀嚼口香糖。之后吸了烟，吸了三四口便扔到窗外。若再吸第二支，我打算说她两句，但她只吸了一支。善解人意，知道我在想什么，懂得适可而止。

到得赤坂她公寓门前，我停下车，招呼说，“到了，小公主！”

她把口香糖包装纸揉成一团，放在仪表盘上，懒洋洋地开门下车，扬长而去，再见也没说，车门也没关，头也没回。神出鬼没的年龄！或许仅仅是生理原因也未可知。不过这倒同五反田所演电影的情节不谋而合，一个正处于复杂年龄的多愁善感的少女。不，倘是五反田，肯定比我来得得心应手，而雪也多半对他一见倾心，否则也无以成其为电影。接下去……罢了罢了，怎么又想到五反田身上？我摇摇头，挪身到助手席，伸乎嘭地拉合车门，然后哼着福莱迪·赫巴德的《漠漠红土地》，赶回住处。

早上起来，去车站买报纸。时近9点，涩谷站前给通勤男女卷起无数漩涡。尽管已是春天，但面带笑容的人屈指可数，而且那也可能并非微笑，而仅是面部的痉挛。我在小卖部前买了两份报纸，坐在“丹琴”炸饼店里边吃油饼喝咖啡边看报，哪份报都没报道咪咪之死。通篇累牍讲什么迪斯尼乐园开园，什么越柬战争，什么东京都知事竞选，什么中学生不法行径等等。惟独一行也未提及赤坂一家宾馆里一个美丽少女被人勒死的惨案。如牧村拓所说，纯属司空见惯，根本不足以同什么迪斯尼乐园开园相提并论。此案有过也罢没有也罢，早已被人忘到脑后，当然也有人忘不掉，我是其中之一，还有杀人者。那两名刑警大概也不至于。

我想看场电影，打开电影栏目。《一厢情愿》已经过去。于是我想起五反田，起码应把咪咪的事通知他一声。万一不巧他也受到调查而道出我的名字来，我的处境便十分狼狈。一想到还要给警察敲骨吸髓，就不由大为头痛。

我用炸饼店里的公用电话，拨通五反田的住处。他当然不在，呼应的是记录电话。我说有要事相告，请其同我联系。之后我将报纸扔进垃圾筒，返回住处。边走边思索越南和柬埔寨干吗非动武不可，莫名其妙，这世界确乎变幻莫测。

这是用来调整的一天。

要处理的事堆积如山。谁都会有这样一天，有同现实中的现实短兵相接的一天。

我首先把几件衬衣拿去洗衣店，再把几件衬衣取回。接着去银行提取现金，付电话费和煤气费，把房租转账过去。并去鞋铺换了个新后跟，买了闹钟用的电池和6盒原音带。返回后边听FEN边拾掇房间。把浴槽刷洗得干干净净，把电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拿出，将内壁彻底擦拭一遍，清点所藏食品。继而擦煤气灶，擦排气扇，擦地板，擦玻璃窗，归拢垃圾，更换床罩枕套，开吸尘器，如此干到两点钟。当我随着音响哼唱冥河乐队的《机器人先生》擦拭百叶窗时，电话铃响了，五反田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