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41. 一个共和国的女儿（第2/3页）

她继续往前走着。她怀着兴奋、高兴和担忧的心情走上了大街。七点二十分了，大街上开始有了动静。一个清洁工正在清扫从路边小树上飘落下来的树叶。一个土耳其之鸟[2]的学生仿佛对身上的蓝色校服感到害羞似的躲在一座新建的公寓楼门前，等待着什么。手上拿着一面小国旗的孩子被爸爸牵着手，他的爸爸正低头看着撒放在地上的报纸。报纸上写着“第十五年。”纳兹勒想：“我二十二岁了！我快要结婚了。但什么时候？”她想起奥马尔不时拉长的脸。奥马尔每次到她家，都会坐在威尼斯油画对面的沙发上，然后看着纳兹勒，但他的目光其实穿过了纳兹勒的身体落在了她身后的某一点上。她知道要找些话来跟他说，但很多时候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从没想过自己是个没头脑或是没素质的人。她相信自己写给奥马尔的那些信具有“现代”女孩的所有特性。她是一个为了新生事物和改革而奋战的先驱者的女儿。她不是一个害羞的女孩，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主张，可能她不算非常漂亮，但也绝对不丑。

为了逃避那些让她心烦的想法，她穿过了马路。一栋新盖的公寓楼的木隔板上贴着几张宣传画。这些宣传画在几天前贴满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她看见其中的一张上写着：和人民在一起，为了人民。画上是一个怀里抱着孩子、包着头巾的妇女。另一张宣传画的标题是：共和国取得的教育成就。画的背景是一群戴着帽子的农民，上面是按年份标出的不断增长的识字人口。她想起了雷菲克。她一直在为他感到伤心。为了把共和国取得的成就再往前推进一步，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关于农村振兴的计划，但却碰上了一面不理解的墙壁。穆赫塔尔先生带他去见一些部长，甚至为了他专门请一些议员吃饭，但得到的都是同样失败的结果。可能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明白会有这样的结果。最让纳兹勒惊讶的是雷菲克对此竟毫无知觉。她很纳闷，像他那样聪明和有文化的一个工程师怎么会离现实主义那么遥远？她问自己：“现实主义是什么？”父亲曾经说过拉斐特先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拉斐特先生弃政从商了。他在凯齐厄兰拥有一处葡萄园。当穆赫塔尔先生在议会大楼的走廊上转悠的时候，他坐在壁炉前一边下着十五子棋，一边喝着葡萄酒，呼吁自己那些搞政治的朋友变得现实一点。父亲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那个雷菲克就更不是现实主义者了，因为他连别人事先可以看见的东西都看不到。她想到了奥马尔。他在铁路上挣了很多钱，她想研究一下他是不是现实主义者，但她感到了恐惧，于是她放弃了。那些不好的想法一直在跟着她，另外她也累了。她又穿过了马路，决定马上回家。然后她问自己：“那么我是现实主义者吗？”她往前走了几步。“奥马尔聪明、英俊，现在还很富有。”想到这些，她的脸红了。她希望自己像那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省长的小女儿一样纯洁和清白。突然，她觉得不仅是共和国，自己也已深深地陷入了罪孽之中。她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的，但她觉得墙上的那些宣传画是可笑的，节日的早上穿着睡衣在花园里抽烟的邻居上校是正确的。然后，她想：“我是一个共和国的女儿！”喝下第二杯拉克酒的父亲有时会对她说这句话。

在通往大街的一条小巷的角落里，一个卖花人支起了货架。马路对面红新月会[3]的大楼整个被覆盖在一面巨幅国旗下面。一个早起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街上玩耍。两个保安边走边吃着面包圈。迎面走来一个穿着童子军服的年轻姑娘。纳兹勒想：“她也是共和国的女儿！”纳兹勒有点可怜那个女孩，因为她想起了母亲那悲哀的微笑。“一个共和国的女儿应该是什么样的？”她想到了男人们脑海里的“年轻和现代女孩”的样子。报纸曾经为了这个话题举办过民意调查。“您认为一个现代的年轻女孩应该是什么样的？”答案是：“不应对男女交往羞怯，相信阿塔图尔克的……”她感到一阵心烦。她发现自己越走越快了，好像是在让自己的步伐赶上思绪一样。穿着童子军服的年轻姑娘骄傲地从她身边走过。她想：“她也会结婚，也会有自己的孩子们！”她想起奥马尔为了嘲讽另外一个人也说过这句话。然后他还说自己也鄙视厨房的味道。他把自己比作小说里的主人翁——拉斯蒂涅，但这很幼稚。当纳兹勒明白应该用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来对待这种仿效时，她觉得更心烦意乱了。因为在男人那里看到弱点，会减少人们对于世界的信任。她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对雷菲克生气。她对自己说：“想成为一个法提赫，一个拉斯蒂涅的愿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想奥马尔的这个想法是从欧洲得来的。她气愤地嘟囔道：“最终我们会结婚！”她想：“如果他讨厌厨房的味道，那么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妻子进厨房，他可以找一个用人……一个年轻的男人想要什么？”她没能为此找到一个简短的答案。“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跟我母亲一样，但我看见自己也会那样的。”然后她拿奥马尔和父亲做了一下比较。奥马尔在欧洲懂得了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共和国也从欧洲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那个男人头上戴的帽子，报上谈到的那些年轻姑娘……然后他们让所有人都学会了这些东西。她想：“我不会像奥马尔那样去仿效！”奥马尔曾经有一次似乎用隐晦的话把这些东西全说出来了，然后他的目光又盯在了远处的某一点上。另外，奥马尔最近还时常表现出一种让纳兹勒恼火的神情。他开始像一个获得了真理的古代哲学家、一个中国智者那样用一种谙达世情的哲人的宽容来微笑。然后他的这种微笑又变成了嘲讽和鄙视一切的一种东西，直到纳兹勒开始感觉自己仿佛是一个不断得到宽恕的人。突然她为自己在节日的早上不得不想这样的事情而感到愤怒。她想：“我要问他所有的事情！如果不想娶我，那就让他说出来。这个我也要问他！”拐进小巷，走了几步后她明白自己是不会问他这个问题的，因为奥马尔的回答会让她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