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课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第4/5页）

金子：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下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热闹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热闹跟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一样吗？为什么我们对现在很多方面的热闹持否定态度，而对那种古老的热闹却不拒绝肯定呢？

余秋雨：金子的问题很好。今天的热闹和古老的热闹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言论的质量。那个时代的齐国在经济上相当繁荣，政府给稷下学宫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待遇，并赋予了极高的社会地位。学者针对时政的褒贬，政府一概不予追究。稷下学官在齐国的功能，既是智库，又是学堂，还是一个交流思想文化的场所。当时的高级智能人才如果想立身扬名，要么去做官，要么就去稷下学宫做学者。但是，更令人向往的是做稷下学者。这里每位学者的人格和思想都会获得充分的尊重，因此也就有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在稷下学宫的众多学者中，名声最大的是孟子，但实际影响最大的是荀子，荀子晚年曾三次成为学官的“祭酒”，也就是主持者。

比较起来，我们今天拥有多种媒体，发言更加方便，为什么在质量上远远比不上稷下学官呢？主要原因是，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是一种经过严格选择的高等级发言。而我们今天媒体间的发言，却没有这种选择。大家也许要问，既然我们主张言论自由、人格平等，为什么要分等级呢？稷下学官的回答是，不同人群的言论自由，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空间。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空间都可以任意放言，才叫言论自由。即便是关系众人利益的政治言论，也要通过自己的不同代表者在不同空间表述。

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的现代误会，至今还有很多人沉迷其间。这就像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挤到北大来；大量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很难在学术文化上与大学教授对话。但是，这些常识性的社会区隔，在今天常常会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乱。在“文革”中，有一个“考教授”的运动，很多造反派狂徒拿着《学生小字典》来揭露国学大师的“读音不准”，或批判医学泰斗不会打针。我本人前几年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个文化等级不高的人也用“揭露”式的气势硬要与我讨论他非常不熟悉的古典词语问题、地理历史问题，甚至戏曲史问题，全国一百多家报纸转载报道，港台方面也热了一阵，我却无言以对。因为一旦与他“讨论”起来，我就必须在知识上回到自己草昧未明的年岁，却又要装出吵架的姿势，会让我的读者伤心。

良莠不齐的发言混杂在一起，高低不一的智能胶着成一团，那么结果一定是精英被淘汰，这种现象叫“精英淘汰制”。平静、理性的高层思维一旦陷入这种吵闹的市场，在现场说服力上一定比不了杂乱无章、大红大绿的庸俗表演。广场辩论的时候，高嗓门一定胜利，安安静静的逻辑高度一定被埋没、被遗忘。这种现象叫“广场哲学”。我们并不赞同限制言论，但一定要区分发言的等级，一定要在卡拉OK、文字戏谑的狂潮中救出真正的贝多芬、海明威。否则，无数高分贝的假贝多芬必然会掩盖真正的贝多芬，无数善于造势的假海明威必然会盖过真正的海明威。

除了言论的质量等级外，稷下学宫超越今天言论的第二个关键，是在于思想上开山立派的原创气魄。那是在漫漫思维荒原上堆出的第一座山、掘出的第一条沟。用现在的语言描述，他们的思想具有宏大构架的开拓性和创造性。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的热闹，往往是人云亦云，随声起哄，硬撑支派，伪造深刻。当然，历史不能重复，过去的原创条件到后世已经不再具备，这可能也是人类在精神上越来越平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