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画像一帧（第2/3页）

那时，与法国小说比，英国小说毛病太多了，几乎难以生存了。“不过，”胡佛在车上又叫道，“你这人有天分。”

这话听起来挺可笑的，让我差点笑出声来。最初写小说时，他们都说我有天分，似乎是因为我比不上他们，他们反过来安慰我似的。

不过，胡佛的话里可没那种意思。我一直认为他自己是小有天分的。他看过我的手稿就把它交给了威廉·海纳曼，后者立即就接受了它，只让我改了四行字，现在谁看了那几行改过的都会讪笑331。当时说好出版后我能得五十镑。

与此同时，胡佛在《英国评论》上又发表了我更多的诗和小说，人们读后都说我有天分。这令我很难堪和气愤。我不想成为人们眼中的那种作者，因为我还是个教师。

二十五岁上，我母亲去世了。两个月后，《白孔雀》出版了，可这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我又教了一年的书，然后再次犯了严重的肺炎。病好后我没再回校执教，从此开始靠微薄的稿酬过活。

放弃教职靠写作生活至今已有十七年了。我从未挨饿，甚至没有感到受穷，尽管最初十年中收入低微甚至还不如留在学校当个小学教师强。

但是，一个生来就穷的人，有点小钱就够他花的了。如果说还有人认为我富有的话，那就是我父亲了。如果母亲活着，她也会认为我出息了，尽管我一点也不这么想。

但我总觉得哪儿出了毛病，我、这个世界，或者是我们双方。我到过很远的地方，结识过形形色色的人，什么处境中的都有，其中不少人很让我敬重爱戴。

人们几乎总是很友好，我说的不是批评家，他们是另一种动物。我真想与一些人友好相处，至少与我的同胞是这样吧。

但我在这方面从未做得成功。因此说，我在这世界上是否算活着都成了问题。但我肯定与这世界处得不好。所以我真的说不上我是否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我隐约觉得，我的成功不能算人的成功。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感觉不到我与社会或我与他人之间存在很热切的或本质的接触。这中间有鸿沟。我是与某种非人的、无声的东西打着交道。

我曾认为，这是因为欧洲太老、太颓败的缘故。可到处走一遭后，我才知道不是这个原因。欧洲其实或许是所有大陆里最不颓败的一个，因为它最有生气，它生活在生命中。

是从美国回来后我才严肃地问起自己：为什么我与我认识的人之间那么缺少接触？为什么这样接触毫无生的意义？

我写下这样的问题并试图解答它，因为我感到这是个令许多人困惑的问题。

我认为答案与阶级二字有关。阶级是一道鸿沟，人与人最美好的交流全让它给阻断了。并不是中产阶级的胜利而是与中产阶级有关的东西的胜利使之夭折。

身为劳动阶级的一员，我感到，当我与中产阶级在一起时，我生命的震颤就被切断了。我承认他们是迷人、有教养的大好人，可他们硬是让我的某一部分停止转动了，某一部分必须切除不可。

那么，为什么我又无法与我本阶级的劳动者休戚与共呢？因为他们生命的震动在另一方面受到了局限。这么说吧，这些人狭隘，但仍不失感情深厚，不缺热情。而中产阶级倒是不狭隘，但他们浅薄，没有热情，太没热情了，他们至多是用慈爱来代替热情。对于中产阶级，慈爱就是顶伟大的感情了。

而劳动阶级呢？他们视野狭窄，偏见重，缺少智慧，亦属狴犴。一个人绝对不能成为任何阶级的一员。

可是在意大利这里，我却与在这座别墅附近耕作的农夫们进行着默默的接触。我与他们并不亲密，除了问声好以外几乎不怎么说话。他们并未为我劳动，我也不是他们的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