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

1932-2006

潘旭澜,福建南安人,文学理论家,复旦大学教授。著有《艺术断想》、《潘旭澜文学评论选》、《诗情与哲理》等。

小小的篝火

所有的衣服被盖中,我特别珍重的,只有一条黑白灰小方格相间的土布被里。它是母亲给的。

“文革”后期,“整人专业户”忙于各打各的算盘,无暇整治我,当然也不肯解放,就押送去干校,大约算是没戴帽的“牛鬼”。我在干校患了重病,有个工人宣传队员动了恻隐之心,说“就是犯人也可以保外就医嘛!”我才得以回福建治病。在妻子任教的中学住了几个月,病情逐渐好转。过年前夕,同妻子女儿一起翻山越岭,回老家去看望孤苦伶仃的母亲。

几年没见她,此时只有那眼睛和神态是我所熟悉的。上次见到时,行动还挺利索,现在已迟钝龙钟。她紧紧捏着我的双手,看了约莫一刻钟,嘴里一遍又一遍轻轻叨念:“可怜的儿,瘦成这样!”终于,憋不住流下两滴混浊的老泪,这才松开手,赶紧拿挂在襟前的破手帕揩去。七岁的女儿劝道:“祖母,别难过,爸爸病已好多了。”小孩说的一句话,竟比我和妻子好些劝慰要灵。母亲脸上掠过一丝欣幸的神采,颇为吃力地蹲下来,先摸女儿的头发,从头到脚端详了好一会,说:“阿黎仔真乖真懂事——长得好快,越来越像你爸爸了。”

夜里二、三点,几次听见母亲在隔壁木板床上翻身的声音。她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看见她已宰好了两只母鸡。我急得差点跳脚:“阿母,你怎么可以宰了母鸡呢?还一下子两只!”她一共养了三只母鸡,是三个“小金库”,下蛋换火柴油盐,应付额外摊派,用场多呢。“还留一只哪。”母亲说。

母亲当然十分希望我们多住几天。见一次面有多难哪!可她知道不宜多住,免得引起风波。次日吃了早饭,她从壁角一个破木桶里,变戏法似地拿出用红绳子捆好的方格子布,上面还有一看就知道是她所剪的红“喜”字。对我和淑荣说:“你们结婚时,我连送两条好手帕也没能,心里总很不安。现在孙女都这么大了,补送你们俩这段我自己织的土布——”

母亲的诸儿女中,数我长得最瘦弱最难看。可她一向特别疼爱我。不知啥时,她有一只“米斗箍”金戒指,从不曾戴。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她悄悄拿给我,说将来要送给我的对象。我那时在读高中,心想离找对象还早呢,告诉她不如去换点吃喝。几年后,有次我从上海回家,向她说起姐姐生孩子后日子艰难非常。她听了没说什么,摸索出那只“米斗箍”。啊——居然还留着,简直不可思议。她这才说,记心记肝,提心吊胆,总算保存下来,本是为有一天给我的对象,眼下顾不得了,“救命要紧”,让我送去给姐姐解急。决心虽下,但看得出十分心疼,她知道此后再也不会有了。我极力赞成,说现在办婚事已不需要什么金饰了,还请她千万别为我未来的事操心,莫再准备什么。

又过了几年。我回家头天,同她一起谈叙彼此近年境况之后,高高兴兴拿出一条新蚊帐,说是准备给我结婚用的。我知道这是她一把米、一口饭省下来买的,不忍拂她的意,“嗐”了几声,没说什么,当晚将新蚊帐给我挂上,说只用一个暑假不要紧,到我结婚时,“不认真看,看起来还是新的。况且,迟早也是要给你用的。”

临走那天大早,我被一片火光惊醒。原来是新蚊帐被烧了一小半。连忙喊母亲,一起用破衣扑打,脸盆泼水,才灭了。她说,谅必是油灯头碰着帐梢,烧起来的;她在灶口用柴草烧饭菜,竟没有发觉。说时神情凄然歉然,好像很对不起我。其实,还有一点她没说,就是在临别多看我一眼,不然又得好几年才能见到。我这才告诉她,城市里都不用这种老式蚊帐了。没引起火灾算运气。她还是连连责怪自己粗心,眼花,泪水在眼眶里打滚。我灵机一动,说了一通“破财消灾”的宽慰话,她有几分相信,才逐渐平静下来。我以为她从此不会操这份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