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临床诊断:所有测试均为阴性

2001年秋,父亲遭遇了一次突发性的健康危机,那是我第一次被迫面对会失去他的可能。

他先是连续一周多胃部不太舒服,然后又接连几天排不出大便。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正确处理,对于他这种年龄的人来说,此类胃肠病也可能致死。其他常见的致命原因,还有尿路感染、吞咽和呼吸困难。因此,及时发现这些危险的早期预警信号,就是最重要的事。

但疗养院负责照顾病人的那位医生(他似乎很少直接接触病人,正如露辛达曾私下向我透露的那样,他甚至不怎么在疗养院出现)要么没有及时发现父亲的情况,要么就是即便有所耳闻,也没有要求护理人员对此采取任何措施。无论出于上述哪种原因,总之值班人员既没有调整父亲的饮食,也没有在他情况恶化前进行常规灌肠治疗。结果,父亲的大肠便渐渐出现了堵塞。

那一周,我在西雅图和洛杉矶;露辛达和孩子们在亚利桑那州度假;亚历杭德罗也不在;西尔维娅则因一个亲戚的葬礼忙得不可开交。代替他们的那位新护工要么经验不足,要么就是没意识到自己有权干涉此事。

当医生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却采取了一项极端危险的处理方式:往父亲直肠内强行插入一根软管,并尽可能地推进到结肠处。

据临时帮忙的那个人描述,父亲“疼得放声大叫”,但负责插管的那个人却依然继续把管子往里推。应该为之后行为负责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我始终没有找到。但很显然,父亲的这段痛苦经历不仅让他昏迷了过去,插入的管子还有可能对他的结肠内壁造成了复合性损伤。

“他们那次检查用的工具,”后来,一位医生向我解释道,“不仅长达12~16英寸,也要足够坚韧,才能径直穿透或避开已经像石头一样硬的大便进入结肠,所以会给病人带来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应该被避免的。

“训练有素的医生早已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教导学生用手挖出大便,这样才不会给病人带来结肠穿孔和血液感染的风险。

“无论如何,”他说,“只要仔细监控病人情况,都不至于走到如此地步。尤其是对你父亲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坦白地说,他遭遇此事,简直是不可宽恕的错误。”

这一切发生时,我正在从洛杉矶返回的飞机上。飞机刚一降落,我就发现手机上有个西尔维娅打来的紧急电话,让我尽快联系疗养院。打通疗养院电话后,护士站的一个人告诉我,她相信我父亲已经被救护车送往剑桥的奥本山医院。

抵达医院后,有人告诉我他已经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确认了我的身份后,一名护士将我带到父亲身边。

我从未见过那般模样的父亲。他虽然睁着眼,脸色却极其苍白。我俯身凑到他近旁,在他耳边说话。他抬头看着我,似乎想努力回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一名住院医生将我拉到一边,让我做好最坏的准备,我踏上医院阳台,琢磨着要不要给母亲打个电话。我知道,要是父亲真的无法生还,她一定会想见见他;但如果没这个必要,我实在不想吓坏她。于是,我转而联系露辛达,却没有成功。当时,我不知道她已经离开了。除此之外,我不是待在重症监护室,就是在旁边的候诊室。午夜后不久,我被告知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不会再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我决定将他转到麻省总医院。不过现在想来,几乎可以肯定,当时已经完全没必要转院。我想,我只是简单地以为,父亲在麻省总医院待了那么长时间,对他来说,那里肯定是最好最安全的康复之地。

不到一周,他的情况就恢复到了医生口中的“基线”标准。这个用来描述他当前身体和精神状态的术语,是相对他之前病危状况而言的。那时,我不得不考虑,是否要让他继续留在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