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后的日子

确诊之后,父亲又在家中住了两年。随着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人也越来越心神不定。那两年,母亲真是过得很不容易。帮助父亲整理著作的友人开始住在我家,以减轻母亲的压力,同时与母亲共同处理父亲的困惑。

有时候,父亲似乎是完全清醒的,依旧灵敏而健谈。情绪平静时,他也能谦和有礼地对待母亲。尽管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母亲还是不想失去父亲。

但1996年的一个雨夜,父亲晕倒在公寓外的大街上。一辆警车将他送进医院,他髋部移位。从手术的麻醉中醒来后,他几乎失去了记忆,不仅忘记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连自己住在哪儿也不记得了。

几周后,他想起了一些事,也隐约意识到自己的情况。但毫无疑问,那场麻醉后,他的认知能力明显减弱。手术后,他进了康复中心。之后,因为情况的急剧恶化,我只得将他送进疗养院。

这些安排基本都由我独立做出。尽管我还有个姐姐,但她40年前就已搬离波士顿,和丈夫在中西部地区定居。她的两个孩子如今都已成人,但她丈夫那边还有个大家庭,无数责任和义务让她根本无暇顾及远在马萨诸塞州的这些事。除此之外,父亲也任命我为他的合法监护人,让我逐渐适应各种事宜:从选择合适的疗养院、计算必要开支,到之后做出攸关他健康的一系列决定。当然,做其中的大部分决定时,母亲都会尽力指导我。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母亲把我叫回家,帮助她整理父亲的信件和一些别的文件。数年前,他曾把大多数病例和与其医疗事业有关的文件寄放在我家。如今,它们仍躺在那些密封完好、我从未开启过的箱子里。但在客厅一角的那个金属档案柜里,他还放着一些别的文件。

浏览这些文件时,我找到一张父亲儿时的照片。照片是1912年拍摄的,当时,6岁的他穿着紧身裤和长袖衬衫倚在他父亲身旁。他父亲穿着一身颇为正式的西装,圆领衬衫上还打了个又大又厚的领结。父子俩手牵着手。如今,照片边缘已经泛黄。

我母亲比父亲年长。父亲进疗养院时已90岁,母亲则已92岁。她虽然身体越来越孱弱,却仍是个相对健康的女性,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但在父亲不得不进疗养院的那一刻,我在她眼里看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那周晚些时候,我们同坐在她卧室时,她的目光越过我,远远地投向窗外,穿过河流,越过剑桥的无尽蓝天,久久回不过神来。我只得提高音量,她这才意识到我还在跟她说话。我把找到的那张照片给她看,她说:“你祖父很英俊。但我见过的男人中,还是你父亲最帅。”

拍摄这张照片的10年前,我的祖父来到了美国。当时还是20世纪初,父亲进疗养院时却已近世纪末。祖父在乌克兰的一个村庄长大。当时,乌克兰还是俄国的一部分。他到美国两年后,我的祖母也登上了一艘从鹿特丹开往波士顿的船。

祖母抵达美国时,祖父虽然已是一名裁缝,却几乎挣不到什么钱。因此,她想方设法地租下一间小店面,卖些鸡蛋、牛奶、冰棒,以及当时有“补药”之称的苏打水和其他杂货。我至今都未弄明白,她到底是如何办到这些的。小时候,我住的地方离祖母很近。她住在罗克斯伯里的西弗街,周围几乎都是犹太人。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我进哈佛念大学后,有时也会在周五晚上去看她。

在我看来,祖母就像一个从《圣经》里走出来的女人,她为我点亮前行的烛火,为我祈祷、给予我祝福和丰盛的晚餐。即便我已经21岁,她仍会在离别时往我口袋里塞好时巧克力。

1964年,成为波士顿公立学校的一名教师后,我会偶尔在下午或周末时带着学生去她家。我的学生都是黑人小孩。祖母搬到这片社区时,还很仇视黑人。所以,刚看到我的那些学生时,可把她给吓坏了。但八九岁孩子的天真烂漫和甜美可人,很快便消除了她的偏见和恐惧,他们用纯真赢得了她的心。她替他们做美味佳肴,像宠爱我一般宠爱着他们。当然,他们也会得到好时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