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妈妈致悼词（第2/3页）

第五个难题。到上海后，遇到了饥荒和“文革”。全家遭受的最大困顿就是吃饭，这事全由妈妈一人张罗。“文革”中，一切被“打倒”人员的全部生活费，是每月每家二十六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家，是整整八口人，其中包括一名因失去父母而被收养的孩子。家里早就没有任何余钱，所有稍稍值钱的东西也都已经卖完。那么，二十六元，八口人，这道完全无解的算术题，妈妈到底是怎么一天天算下来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家都没有饿死。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与前面几个难题不同的是，这个难题出现时我已经长大，留下了一些片段记忆。

例如，“文革”灾难中的一天，妈妈步行到我所在的学院，找到了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我。在一片吵闹的高音喇叭声中，她伸出温热的手掌紧紧贴在我的手掌上。我感觉到，中间夹了一张纸币。她说，还要立即赶到关押爸爸的地方去。我一看手掌，那是一张两元钱的纸币。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过几天我就侦查到了。原来妈妈与几个阿姨一起，在一家小工厂洗铁皮。那么冷的天还赤着脚，浑身上下都被水浇湿了。几元钱，就是这么挣来的。

前几天，妈妈已经失去知觉，我坐在病床边长时间地握着她的手掌。突然如迅雷闪电，记起了那年她贴着两元钱纸币握住我手掌时的温热。还是这个手掌，现在握在我手上。然后，我又急急地去抚摩她的脚，四十多年前的冷水铁皮，让我今天还打了个寒战。

妈妈的手，妈妈的脚，我们永远的生命支架。难道，这些天要渐渐地冷却了吗？

我一动妈妈的手脚，她肩头的被子就有点滑落，马兰赶忙去整理。肩头，妈妈的肩头，更是我家的风雨山脊。

有关妈妈肩头的记忆，那就更多了。例如，我曾写过，“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农场回家，吃惊地看到一张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动移位。细看之下才发现妈妈一个人钻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驮桌子。家里的人，有的被关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没有一双手来帮她一把，她只能这样。

“文革”结束后，公道回归，被害的家人均获平反，我也被选拔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但是，不管声名如何显赫，我的衣食负担还是落在妈妈肩上。直到今天，集体宿舍的老邻居们还都记得，我妈妈每隔几天就肩背一个灰色的食物袋来为我做饭，后面还跟着爸爸。

现在，很多当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个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抢着出版我那时写的学术著作。但是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苍老的肩膀扛着，直到马兰的出现。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妈妈一生的微笑和腼腆，绝不是害怕、躲避、无能、平庸。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

妈妈让我懂得，天地间有另一种语言。记得当年爸爸单位的“革命群众”每隔几天就会来威胁妈妈，说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党罪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妈妈每次都低头听着，从不反驳一句，心里只想着下一顿饭能找一些什么来给孩子们吃。后来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妈妈陪着祖母去料理后事，当地的“革命群众”又在一旁厉声训斥，妈妈只是捧着骨灰盒低头沉默，随便他们说什么。

几十年过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妈妈的沉默是对的。那些“革命群众”不值得辩论。一辩论就进入他们的逻辑系统，必定上当。妈妈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只有沉默，才能为天道天理让出位置，才能为历史裁判留下空间。

妈妈心中的天道天理，比我们常说的大是大非还要高。妈妈并不否认大是大非，例如，在“文革”灾难中，她和我都知道，只要我去与造反派疏通一下，表示服从，爸爸的处境也许会改变，但我坚决不去疏通，她也赞成我这么做。又如，她知道我曾经到一个出版社单独与“工总司”暴徒对峙，又冒险悄悄地主持了上海唯一的周恩来追悼会，她都没有阻止我，只说“做事不大声，做完就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