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绣花婴儿鞋（第2/2页）

后来我们终于知道，埃及朋友的隆重送别并非夸张。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和几个伙伴要在无法办齐一切手续的情况下冒险进入伊拉克，此后全部行程的恐怖层级将大大提高。马兰未被允许进入，要坐车返回，我们夫妻俩在约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别。

我们早已感受到一路越来越不祥的气氛，因此彼此不说话。她上车后，我绕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脸贴着窗，我的手掌从外面拨去窗上的尘沙，画着，按着。

她后来告诉我，车开走后，她看我像一根木头一样在中东的旷野里站着，一动不动。等到看不见了，她的手就从窗里边合着我刚刚留下的手掌印，很久。这儿的天气已冷，车窗很凉，她只想，什么时候，我的手掌印能够重新回暖。

当天我日记上写的是：“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但是，当她回到国内家里，打开电视，听到的是我们几个在伊拉克失踪的消息。

其实是伊拉克当局封死了我们所有的通信工具，包括手机，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到处乱窜。

她知道中东的局势，判断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梳洗，成天趴在电视机前，面无人色，蓬头散发。直到我们找到大使馆，报告我们还活着，她才大哭一场。

其实，比伊拉克更凶险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境地区。

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外交官和记者都不敢去，他们都曾经无数次地来劝阻我们，特别是劝阻我。劝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早已习惯通过绑架外国人质来索取赎金，包括一次次绑架中国人质。

但是，我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古代文明发祥地与当代恐怖主义的关系，并及时向全世界报道，还是壮胆进去了。

当无限辉煌全已沦于无限恐怖，我一路感受着人类文明的逆反泥淖。

真正完整地穿越全部逆反泥淖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国学者，我听到了张骞和司马迁的遥远笑声。

终于活着回到了国内。

好几个国家在第一时间翻译了我每天传回的考察日记，出版后极为轰动。我也想把一路的灾难感受好好地告诉国人，完成一系列宏观的文明比较。然而没想到，国内正用一种浓缩的灾难“欢迎”我。

明明看到了老家的炊烟却又遇到了剪径的马帮，这实在不可思议。但细细一想，还是有最通俗的原因。

原来，我的漫长历险，香港凤凰卫视全都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观众追着看，大家都认识了我。随之，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都邀请我去演讲。这下，按照一种典型的“中国逻辑”，麻烦就来了。这种逻辑的核心，除了我太受欢迎，更由于我毫无官职。

那天，妻子挽着我的手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像是拣回了好不容易没有摔破的家传旧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着。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侧，让我走里侧。但奇怪的是，每当走过书报摊时，她总是拽着我往前走，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终于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住了，扫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与我有关的盗版书，一堆又一堆，上面还都明目张胆地标着“首印五十万册”、“首印三十万册”。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没找着。边上还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却从来没听到过的书，随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说。在这些书的上面，挂着不少报刊，标题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

妻子慌张地看着我，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中国文人对血腥的幻想，举世无双。”说着还是把我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