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裸体（第2/3页）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两本。我看到陈排长嗜烟如命，就向一位抽烟的同学借了一包烟，塞给他，顺便也就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两本书，正是那天我到废品回收站去卖书前，按照祖母的指令留下来的。

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地翻看了一会儿，便问：“里边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彪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

我说，没有。

“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农活，没有一个季节有空闲。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为天天有重担在磨，愈合不了。

但是农活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牵肠挂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没有，禾苗站住没有，水沟渗漏没有。过一阵，又去看稻子抽穗没有，穗子饱了没有……为了这个，还要朝朝观云，夜夜听风，像是着了魔，差一点把外面的政治运动忘了。有时，把家里的伤心事也忘了。

终于到了潮汛季节，农场的堤坝受到了严重威胁。那天傍晚传来警报，东北段的堤坝已经出现险情。我一听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几个伙伴飞速跑去，到了那儿正遇到决口。这一决口，整个农场都会淹水，我们所有的劳动全泡了汤。

我二话不说就纵身跳进水里，二十几个伙伴一起跟着跳了下来，我们紧紧地挽着肩膀，用身体堵坝，不让决口扩大，一直等到部队和农民赶来。我们被拉上岸来的时候已经冻僵，被送到宿舍后，一个叫沈立民的盲人伙伴，用双手把我们的身子一一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过来之后躺在床上，突然对于自己纵身堵坝的行为产生了后怕。倒不是怕死，灾难年月大家对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妈妈、祖母和弟弟怎么办？

由于这件事，农场认为我们是“英雄”，正逐级上报，准备颁奖。与报纸上经常宣传的英雄相比，我们的动机、动作和效果都与他们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我们还活着。

就在这个时候，从刚刚修复的堤坝上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我以为是报社记者来采访“英雄事迹”了，但很快发现不太像。

还没有来得及打听，它又开走了，却抓走了一个学生。两天后，又来了一辆吉普车，又抓走一个学生。

两个被抓走的学生，原来都是学生造反派的首领。这些天，还有不少上海工人乘长途汽车到县城，然后一批批朝农场赶来，他们也是来审查学生造反派的。

学生造反派，本来在学校里是我们的对头，但到农场后天天一起劳动，早已没有对立，成了朋友。想想也是，他们当时“造反”，只是响应上级号召罢了。我们不接受他们，也只是不理解上级号召罢了。现在上海的工人掌权者要大规模地整治他们，我们的立场立即站到了他们一边。更何况，与我一起跳到洪水里去以身堵坝的二十几名伙伴中，有十个是原来的造反派。我们早已“生死与共”。

突然传来消息，三连正在审查着的一个学生造反派首领，跳水自杀了。

死者是女生，审查她的是上海财经学院的一个工宣队员，农场方面就让那个“齐营副”配合。他们两人一星期来天天轮流找她谈话，结果给谈死了。各连学生一听说，义愤填膺又同病相怜，立即就赶到了三连。

出了人命，罗股长显然急了。他用手指着“齐营副”和那个上海来的工人，厉声问：“你们说，到底查出了她什么问题？”

那个工人支支吾吾地说：“只说她在造反派中被人家叫外交部长，有向政府夺权的嫌疑……”